如若说审判是通过司法裁判对正义的矫正和再分配，那么对审判的管理便是对司法自身所分配正义的再矫正。司法是通过裁判的形式对社会矛盾进行管理、调和与钝化进而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来。而审判管理是对司法自身的再管理，对司法所生产的矫正型正义、分配型正义再矫正、再分配。审判本身是一项严肃的诉讼活动和司法过程，因而审判权的运行必然要遵循诉讼自身的规律和司法所特有的运行轨迹。但当审判偏离司法的运行轨道和诉讼规律，正义自然无法得到矫正，对审判的管理也就变得需要、可能和迫切。本文拟通过考察审判流程生产正义的低质效、基于审判管理视角的分析和诉讼化改造探寻正义的实现路径。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司法实践考察正义的低质效。第二部分则重点从法律规范和法官素质等分析正义无法兑现之因。第三部分基于审判一体化的视角，寻求正义的改进和优化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审判流程生产的正义低质效

　　1、审判所输出的正义质量赤字

　　质量赤字是指审判系统所生产和向社会输出的正义低质量。低质量的正义主要表现在实体和程序上。即在实体或结果上，正义没有归位而是错位、越位；在程序上，没有遵守程序原则或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低质量的正义可能在结果上是公正的，但严重违反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或者遵守了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但未能发现客观真实而造成冤假错案。即使实体处理和程序准则都得到严格恪守，但证据采信和裁判说明不够透彻清晰而引发受众的严重不满，我们仍认为正义还是没有完全得到再矫正和再分配，司法的过程不是失败即为低质。正义的低质量不仅表现为个案上的努力，也可能凸显为普遍的追求，即司法系统所生产的裁判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统一与协调。部分案件实体结果处理上没问题的，但程序上经不起推敲或程序也无瑕疵，但因为裁判文书缺乏说理而无法被当事人、律师等受众接受、信服及信赖。如此工序所生产的正义均是低质的，都不是司法本应具有的品质。另外，正义生产的低质也可能表现为个案的合理性拷问与普遍追求上的不协调，即司法或裁判尺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统一。往往很多相似案件在此法院认定侵权，在彼法院即可能被否决，只是因为法院的变更，王海系列打假案便是重要的佐证。甚至相似的案情与基本事实，适用同样的法律在此时可能被判决支持，而在彼时却可能被判决驳回，只是因为法官的更换或时间的单纯性推移。二审案件的过高改判率是审判尺度在空间上不统一最佳例证。以笔者所在的X市法院为例，经过笔者的有效统计和归类整理，近三年(2008-2010)，辖区内基层法院上诉到该院的民商事案件改判率达到了40%之高[①]。显然司法个案的错判是正义输出的不力和赤字表现，但个案努力与普遍性追求上的不协调、不统一更让人诟病，更难以公众接受，司法自身的权威也就难以树立，裁判的解释力、说服力也难以得到彰显。司法的社会认同感无法有效提升。

　　2、审判所输出的正义效率低下

　　迟到的正义显然是非正义。正义迟到往往意味着正义自身的效用递减直至无效。我们可以设想下，当冤假错案铸就之时，当事人已经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被告人的生命或自由已经被剥夺，显然通过改判将正义纠正，被告人的自由和生命因为正义的迟到难以再恢复原貌。另外，比如当事人急需通过司法的救助和确认获得赔偿而治病等，那么司法的繁琐、拖沓下的正义显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是远水不解近渴。因而迟到的正义往往是非正义。

　　（1）审判所输出的效率低下首先表现在整体或宏观上结案不均衡或突击性结案。查阅司法统计的相关数据可知，大部分的法院和法官都能够在年底将所有新收、承办的案件结案，但是仔细对比各个季、各月份的结案数，我们会发现结案严重不均衡在全国法院都是一个通病，突击性结案在每个法官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证与痕迹[②]。突击性结案显然不是司法的本来面目，亦无法向当事人、社会输出可期待的正义。突击性结案让很多对正义渴望、期待已久的当事人苦苦煎熬，让社会对司法的不力批评和质疑声不断。

　　（2）在个案或司法的微观运作上，司法所输出的低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往往很多案件需要通过一拖再拖或反复的改判、重审、上诉等繁杂的程序，正义才会降临。而对于饱受折磨的当事人显然无法对司法的低效运作满意。以笔者所了解的行政审判为例，按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行政诉讼一审结案期为3个月，二审结案期为两个月，但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无论案件难易程度、法律关系繁简与否等一切可能影响审判效率的因子，承办法官或案件主办人往往都拖到最后下裁判，二审不开庭案件的合议更是如此。从个案的时间运转上来看，司法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乃至不言而喻。在微观运作上，司法的低效还可能表现为大量的案件需要穷尽所有的诉讼或司法程序才能实现正义的降临。这种繁琐的运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事人对诉讼资源或司法程序的滥用，即使案件实体或程序的运作上公正的，但当事人仍希望通过不断的上诉、申诉等司法程序穷尽所有可能救济渠道以实现其目的获得额外的利益。最典型的如，很多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保险纠纷，无论一审裁判结果如何，保险公司作为赔偿人无一例外、义无反顾地会选择上诉[③]，通过上诉拖延来延缓裁判的履行时间或者争取调解时间以争取更有利的诉讼利益。因为当保险公司大量、频繁地应对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其已经有专业的律师或专职法律人员应对，已经有足够的司法经验和丰富技巧应对，通过上诉等程序的拖延，可能为自己理赔争取更多的时间，更长的资金周转期。这是一种典型的诉讼资源滥用，通过恶意性上诉获得诉外利益而非因为司法不公寻求上诉等渠道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正义。当然个案穷尽所有上诉、申诉、审判监督等程序也可能是因为司法不公而衍伸出来的低效正义而非当事人对司法资源的滥用或恶意性上诉。这种因为原判决的错误或瑕疵需要通过上诉、申诉等程序进行再矫正来获得的正义是曲折性正义，正义虽然在最终实体结果上获得了满足，但生产的流程或实现的过程显然是太漫长了，也即正义的实现是低效率的

　　二、原因的解析

　　1、审判的腰斩与异化

　　审判是一个连续性的司法过程，亦是审与判的一个有机结合体。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审判是被腰斩和分割的。最典型的如审委会制度对审判的人为性切割。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审委会是通过听取承办人对案件的描述和分析、对卷宗查阅等方式进行集体表决的[④]。这种决策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集中了法院优秀的头脑和充分发挥了集体决策的优势。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往往审委会的委员都是不直接参与开庭的，也就当然无法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的陈述与辩论，审委会委员只是通过简单的查阅卷宗和听取承办法官的陈述就判案而不审理是对审判有机体的人为性切割。这种切割将审判分离，导致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司法扭曲。审委会这种运作模式对司法正义的实现有不少的负面实现。首先，这种集体化的决策模式模糊和淡化了审判者的责任承担，比如经过审委会之手铸就的冤假错案，可以说大部分审委会委员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都有责任无异于都无责任，大家都不需要承担承担顶多也是将这种集体性决策恶果由承办法官一人独自承受，责任的淡化与模糊显然无法督促审委会委员认真办案。其次，审委会委员只是通过阅读卷宗和听取承办法官的陈述裁判而不直接审理案件是对审判的机械切割，违背了直接原则和辩论原则。因为按照审判的基本原理，直接听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等地陈述和辩论是裁判出炉的必经程序，而审委会这种判不审的司法决策模式显然有悖于诉讼和审判原理[⑤]。第三，这种集体性的决策模式也作为案件的承办法官可以“审者不判”。笔者以为这种案件审理模式不仅不利于督促审判人员加强学习主动提高审理能力和水平，反而助长了其对审委会的依赖性和放松自我学习的惰性。我们站在承办人的角度，承办法官遇到疑难复杂案件完全可以通过依赖和求助于审委会，而丧失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动力。另一方面，即使承办法官通过自我加压和刻苦钻研寻求的司法结论因为审委会的否决同样无再次钻研的动力与可能。因而由此看来，如审委会这种对审判有机体人为分割的审判运作模式显然是制造冤假错案或司法输出正义的低质量的重要源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正义质量赤字都归结于审判有机体的人为切割，但这无疑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对审判有机体的切割，对合议庭的虚化肯定不只是局限于审委会，还有合议庭的自我蜕变和内部空心化亦是重要的正义质量赤字根源。当下，合议庭正在丧失其合议机能而被蜕化为一人庭或普遍性的独任审判。很多合议案件成为承办法官的基本任务或自留地，其他参与案件的合议成员无需做任何合议的工作，而只需在开庭时参加庭审。而所谓的案件调解、意见出具和裁判的作出基本上是承办法官一人在辛勤、孤独劳作。当然更极端的，有的非案件承办合议庭成员连卷宗也不阅，干脆在法庭上睡觉或胡思乱想而假装在开庭。合议庭合而不议是合议庭机能蜕化乃至丧失的重要表征。

　　2、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差与部分法官低素质的汇合。法律规范的自身不规范与部分法官低素质所汇聚的洪流是造就司法低质效的另一源头。法律规范的不规范导致其自身的可操作性差，导致司法人员无所适从。比如法律自身之间大量的错位、矛盾性规定，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或模糊而无法操作。最典型的如刑法，在量刑规范化未出台和推广之前，刑法的很多量刑条款因为幅度过大而导致法官自由裁量尺度明显过大致使大量的案件无法同质化裁判，即裁判尺度未能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统一。如若撇开法官的低素质，法律规范的不规范、条款的相互矛盾、自由裁量权过大完全可以通过法官运用司法推理、法律论证和漏洞填补等法律方法有效整合与弥补。可是当下的司法却屋漏偏逢连夜雨，法律规范的不规范与法官的大面积低素质不期而遇。自然正义的低质效也是在所难免了。也即笔者在此论述的法官低素质是指那些未能接受科班、专业的法律训练，运用司法的方法或法律方法对法律进行解释、漏洞填补。法官的这种大面积低素质是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据苏力教授对法官素质和来源的考察，文革后进入法院的相当部分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科班法律教育的[⑥]。因为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在砸烂后的一盘废墟上重建，法律人才奇缺，因而整个的司法系统补充了大量的非法律人才，而这些人到今天正是风华正茂，占据审判要岗的法官。历史地看，这些人为文革后司法的恢复和重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客观的讲，因为国家法制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急速前进，这些审判业务骨干因为未曾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而无法有效运用司法方法和技术进行系统、严密的司法推理对法律作出恰当的解释而最终无法向社会输出高质量的正义。

　　3、法官案件审判质量无一套科学、客观与严密的评估机制。司法裁判尺度不仅需要在时间上统一，也要在空间上有效协调与平衡。但目前司法的客观实际是，法官办案只要不是冤假错案就无需与先前的判决或其他法院的裁判保持大体的一致与平衡。在横向的地理纬度上，大量的案件在不同地域的法院或不同级别法院裁判会得到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结论。不同级别法院裁判的迥异可以通过上诉程序和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在一个司法区内得到统一，但两个互不隶属的同级别法院裁判因为无法通过上诉程序等得到统一而无法在同时段内相统一。最典型的如王海系列打假案，其在天津法院与北京法院所得到的裁判结果完全是对立的[⑦]。在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法官所承办的案件无需要同先前的裁判保持必要或大体的一致。即在同一个法院，此法官与彼法官因为学识背景、立场或对法律理解的差异而对相似或类似的案件在结论上不能保持大体的一致。因为在当下的审判体制，法官判案只需要依据事实和法律而无需参照先前的裁判。　　案例指导制度的缺失，缺乏一套严密、科学的案件审判质量评估机制尤其是横向与纵向的比对，司法裁判尺度无法统一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当然，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以法官群体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案例参照、司法尺度探讨、审判经验交流为主要目的《人民司法》（案例版）等杂志的有益尝试亦是推进司法尺度在时间和空间上协调和统一的重要制度化努力。这些探索和尝试正在逐步改善司法尺度差异过大的问题。

　　三、路径的探寻：审判一体化

　　审判一体化不仅是对审判有机体本来面目的回归与恢复，亦是改进正义生产模式的重要路径。审判一体化反映在诉讼链条上是对合议庭的诉讼化改造，反映在法院运转机制上是内部高度专业化及分工协作，反映在整个的司法系统来看便是裁判尺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同质化。

　　1、审判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合议庭诉讼化改造。合议庭是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最主要审判组织与审判形式。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案件审理主要有独任制、合议制和审委会决策制三种模式。其中合议制模式不仅是独任制、审委会制的基础，亦是最主要的案件审理模式。即案件通过合议是审理模式的常态，而独任制与审委会制均是其变形，即案件审理模式的非常态或者变态。一般案件趋向于简单化，我们会采取合议制的变式即独任制，而案件趋向于复杂化则倾向于采取审委会决策模式。但目前的司法实践或现状是合议制被认为的空心化即大量本该适用合议制的案件被人为地扭曲为独任审判或者本该通过合议庭决策的案件因为审判人员素质低下或偷懒而依赖于审委会决策。合议庭蜕变为一人庭或独任制审判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很多非案件具体承办人员的合议庭成员在开庭前不阅卷，不参与调解，只是装模作样地参加下庭审。显然这种合而不议制的合议模式等同于将合议庭抽空了，合议庭空心化也是在所难免。合议庭的空心化削弱了合议制发挥集体优势的功能，而与独任制审判旨趣无差。这与合议庭的诉讼模式大相径庭，合议庭被空心化还表现为决策权被审委会的蚕食。即很多根本无需通过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因为承办法官偷懒而不钻研法律或规避责任承担而拿不定主意等因素而强行通过审委会集体性决策。审委会决策固然有发挥其集体智慧的优势，但审委会是合议庭的扩大与变形而非审判组织的常态。案件无论大小、难易程度都提交审委会，不仅审委会无法消化和承受，也无必要。但实际的司法运作中，因为审委会模式可以将司法责任转移或泛化等原因，合议庭自动放弃案件的决策权而让位于审委会亦是合议庭被虚空化的重要表现。因而笔者以为针对合议庭的空心化，应当让合议庭进入实体化运作模式复归合议庭本有的决策功能。一方面，在合议庭的内部运作上，应当防止合议庭蜕变为一人庭或独任庭，可以考虑对案件审判权进行横向分割。通过将审判分为事实审、证据审和法律审三审，实现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这样将职权和责任通过横向切割实现细化，有利于明晰每一位合议庭成员的权责利。通过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合议、法律适用合议及证据审查合议让审判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地合议，也让所有合议庭成员都共同负担对案件的质量保证而不是只要合议庭成员为非案件具体承办人就无所事事或可以高枕无忧。另一方面，在合议庭的外部机制上，可以考虑将合议庭扩容。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和特殊需要，对不同的案件进行分门别类地配置相应的合议庭规模及对结构做特殊处理。以往我们大部分的案件都是由三名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在基层法院一审案件还可能有一至两名人民陪审员加盟），即可能因为审判员数量的有限或一种司法的惯性所致，几乎所有的案件都是由三名成员组成合议庭。但人民法院组织法并未归合议庭的规模进行强行限制，只要是三名至七名或九名的单数均可。因而笔者以为应当打破思维定势，扩大合议庭的规模并优化其结构。比如对于疑难、复杂案件可以吸收审委会专职委员、资深审判员加盟，将合议庭扩大为七人或九人，以便在保持合议庭成员直接听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陈述和辩论优势的同时，又巧妙地嫁接了审委会的集体决策优势，而对于高度专业性、技术性的行业则完全可以吸收专家学者以人民陪审员的形式加盟以便应对复杂的技术问题保证审判质量及专家当事人的信任感和对裁判的认同感[⑧]。比如涉及城市规划的行政案件，可能里面的证据充斥着大量的图标和专业术语，作为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审判人员不是一头雾水就是不知所云，而专家类的人民陪审员则可以弥补这个缝隙，让合议制审理模式疏而不漏。合议庭的扩容和结构优化不仅可以实现合议制与审委会决策制的双重优势，也再案件审理模式上打通了审与判的隔阂与鸿沟，真正实现了审判一体化，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审判质量

　　2、审判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分工与合作并进的协作式正义生产机制。审判一体化不仅仅要强调协作，更追求分工。因为只要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协作才有价值。只有分工才有合作的必要，而合作是对分工的整合。著名文学家韩愈曾经有个著名的论断--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审判本身即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性工作。审判技术体系庞杂，内容丰富，在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情势下，没有任何一个审判员可以精通所有的审判类别与领域。因而对审判有机体进行切割与分工是必然趋势。而现在审判中流弊的重要表现是审判的大杂糅无明确的分工，无长时段的打磨与专业积累，审判人员无法有效实现对该类审判的熟练化操作乃至精通。按照英国大法官柯克的理解，审判技术是一门实践理性而非自然理性或理论理性。即审判技术需要长期的打磨与锤炼才能掌握。而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也有相似的论断，即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这个论断并不意味着法律或法官是不讲逻辑的，而是说法律需要大量的经验不断延展、不断丰富。而这些司法经验正是审判人员最宝贵的智力财富。现实的司法实践是，我们的法官无法实现专业化分工，自然合作也就是缘木求鱼了。频繁地法官轮岗，跨专业的换岗，法官疲于应付大量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都是对法官专业化的致命伤害。因而笔者不赞成在法院系统内部甚至是在系统外进行大规模频繁地轮岗与干部交流，因为交流到其他不同种类的审判岗位甚至是完全放弃审判行业无异于让先前所积累的宝贵审判经验付之东流[⑨]。同时审判人员疲于应付大量程序性、事务性的工作亦是对审判工作专业化的伤害。在法官未能职业化的情境下，法官不仅需要开庭审理和裁判案件，还有从有限的时间里挤出大量的闲暇用于送达法律文书、交换证据等程序性工作，甚至参加文艺汇演、各种各样的知识竞赛、歌咏比赛等事务性工作。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法官在此情此景下能有精力和功夫专心研磨庭审技能和裁判艺术。因而审判专业化也就成为黄粱一梦，而缺失专业化基础的审判一体化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假定一个审判人员的可用时间总量是有限的情境下，审判人员用于事务性和程序性工作时间增多，用于揣摩庭审和研究裁判技术的时间必然会减少。因而笔者以为可用考虑在法院内部建立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由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负责所有的程序性和事务性工作，为审判人员腾出时间和空间去揣摩庭审和研究裁判技术。同时一站式案件管理中心还要对案件性质、庭前调解、繁简分流审判流程动态管理作出合适的判断与恰当的安排。因为只有案件管理中心对案件的难易复杂程度作出合适的判断才能为合议庭的规模选择一个合理的界定，只有案件管理中心对审判流程进行动态化的监督，才能防止突击性结案，保证均衡式样结案。

　　3、审判一体化的审判体制--裁判尺度的同质化进路。

　　裁判尺度的同质化不仅是审判一体化在整个司法系统的宏观式布局，也是最终实现司法正义的普遍性追求与制度化努力。只有在个案正义的基础上实现正义的普遍化即裁判尺度的同质化，正义的改进才能说是得到了系统性的覆盖和全面性的推进。笔者以为构建审判一体化的审判体制应当遵循裁判尺度的同质化进路，即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与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1）稳步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法系国家，因而法官判案无需遵循先例，也不必强制参照先前性裁判。但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有助于推进我国吸收判例法法系的优点，由成文法国家转型为成文法与判例法齐头并进的国家。因为判例法是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思路，虽然现行司法体制下法官裁判无需要尊重先例，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统计公报》上定期公布的案例，以法官群体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人民司法》杂志的强势发行与推广，大量的法官在茶余饭后或裁判之前都翻阅其中的案例以便为自己的裁判结论寻求实践上的支持或理论的补充，因而事实上，法官裁判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公报》或《人民司法》上的案例无疑是推进裁判尺度在空间上同质化的重要方法。以相关的案例杂志发展等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建构不失为统一司法尺度，让正义普照大地的一种可依循进路。

　　（2）大面积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法律思维是法官等法律人所特有的区别日常生活逻辑而在法律基石上建构的一套思维系统。法律方法是法律思维的外化，在案件审理中的具体性运用。法律思维是法律方法所依托的思维基础。法律思维要求法律人能分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能够以现行法为逻辑起点，将程序性规范前置于实体性规范。而法律方法则要求法官在不断留恋往返于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之间，寻找两者的最佳契合点。在法律相互冲突之间做出判断与选择，在法律空白或缺失之际，法官能够像立法者一样思考进行漏洞填补，并在裁判理由中说服裁判的受众对象，立法者在遇到此类情况也是如此思考和决断。由此看来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在法官群体的大面积普及，有助于所有审判者在面对法律冲突或法律空白时能作出大体一致的判断与抉择，以保障裁判尺度在空间上更广阔的统一或同质化。因而法律思维的普及，法律方法的运用能够契合统一裁判尺度的需要，普及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不失为统一裁判尺度的重要依赖路径。

　　（3）全面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司法的规范化建设指模糊性规范具体化以明晰法官的权责利和裁判的边界，通过规范法官的庭审方式、调解技巧、裁判理由等促使裁判尺度的同质化。在全国法院系统正式推广的量刑规范化建设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司法规范化的巨大魅力和良好成效。按照量刑规范化在在统一量刑尺度取得的巨大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扩大至整个司法领域，即所有的案件和司法的细节以规范化的形式将其规范、具体以压缩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裁判。司法规范化不仅仅局限于统一量刑尺度，也将违约尺度、侵权尺度等纳入裁判同质化的视野，我们希冀通过司法规范化建设将模糊的规范清晰化、具体化，将裁量权过宽的法律条款收窄，将混沌的裁判理由规范性展示在裁判文书的受众对象面前。依据量刑规范化在量刑尺度统一上取得的巨大成效及司法规范化的逻辑，笔者相信通过全面推进司法规范化建设完全可以为裁判尺度的同质化添一份光、增一片彩。

　　参考文献

　　[①] 数据来源于X市法院历年司法统计资料。

　　[②] 张金浪：反思与回应：均衡结案之中国式困境，载天涯法律网。

海南省公安厅


琼公通[2006]69号

海南省公安机关信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贯彻实施，维护海南省公安机关信访秩序，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保持全省公安机关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结合我省公安信访工作的实际，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信访工作是指我省各级公安机关处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等形式，向各级公安机关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投诉请求等工作。
第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信访工作应当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工作机构、职责和制度

第四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应当设立专门的信访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量配备专职信访工作人员。
企事业公安局（处），省边防、消防总队要确定独立负责信访工作的机构，并确定专职人员具体负责信访工作，市县的垦区、森林、边防和消防公安机关也要确定专职人员具体负责信访工作。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法制、刑侦、治安、经侦、交警等部门要指定专门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的人员，派出所也应当确定信访员。
第五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是本级公安机关负责信访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登记、受理、转送、转办、交办、告知、答复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
（二）承办和回报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
（三）协调处理重要信访事项。
（四）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的处理。
（五）研究、分析信访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向领导提出完善政策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六）处理本级或下级公安机关发生的信访事项和指导下级和各部门公安机关信访工作。
第六条 企事业公安局（处），省边防、消防现役部队的信访部门是本级公安机关负责处理信访事项的承办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把收到的信访事项转交省厅信访处进行登记。
（二）承办和回报省厅信访部门转办的信访事项；
（三）承办和回报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
第七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主要负责人是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各部门（单位）、各警种（包括企事业公机关和边防、消防现役部队）是具体责任单位。
第八条 全省公安机关成立统一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海南省公安厅信访处），省厅和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第一负责人为领导小组主要成员，信访部门负责人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领导小组主要成员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信访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每月至少召开1次信访工作会议。
第九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应成立处理信访事项疑难问题专家组，由本级公安机关第一责任人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由信访，法制、纪检、政工、刑侦、治安、经侦、交管和督察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组成。
疑难问题专家组主要会诊如多次赴省进京上访的；有滋事苗头集体上访的；有异常上访情况重大复杂的；特别是案件重大、影响恶劣重大复杂等重大疑难信访事项。
第十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都要建立领导接待、约访和下访日制度，对重点信访人和重大信访事项应当组织约访或者下访。
省公安厅领导每月接待（包括约访和下访）群众不少于1次，市县（洋浦）公安局的领导每月接待（包括约访和下访）群众不少于2次。
第十一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对正在办理的信访事项，应根据信访事项复杂程度和信访人反映情况有选择地回访信访人。
回访信访人可采取电话、书信和上门回访等多种形式。回访时要向信访人说明公安机关的工作进展，争取理解和支持，并认真听取信访人的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做好停访息诉工作。
第十二条 省厅要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全省公安机关的综合考评、执法质量考评、优秀公安局、集体记功、先进单位等年度评先评优的考核。
信访工作绩效必须作为各级公安机关民警个人记功受奖、公务员年度考核、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三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管辖信访人对本级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和民警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信访事项。
本级公安机关包括所属各部门和企事业公安机关及边防、消防现役部队。
第十四条 海口、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还管辖信访人对各分局公安机关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提出的复查请求。
省公安厅还管辖信访人对各市县（洋浦）公安局（不含海口、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各分局）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提出的复查请求；并管辖信访人对海口、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复查意见不服提出的复核请求。
第十五条 信访事项的管辖涉及多个地区的，由所涉及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商管辖。
对管辖有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六条 上级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管辖由下级公安机关管辖的疑难信访事项，并将此信访事项通报下级公安机关，避免重复管辖。

第四章 登 记

第十七条 信访人无论以何种形式向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及所属各部门（包括企事业公安机关及边防、消防现役部队）或者向领导及民警提出的信访事项，均全部转交到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填写《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登记表》进行登记。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领导（包括厅、局长）及所属各部门（包括企事业公安机关及边防、消防现役部队）收到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不论交办函或转办、转送信件都应全部转交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进行登记。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登记的重大信访事项和上级机关或者领导交办的重大信访事项应当提出处理建议，及时报告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第一负责人（除上级机关或上级领导交给本级领导的个人信访事项外）。
第十八条 企事业公安局（处），省边防、消防现役部队收到的信访人反映民警违法违纪和人事问题的信访事项，应由有关部门自行处理。
第十九条 登记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信访事项基本信息，主要是指信访人姓名、详细住址、身份证编号、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和信访事项发生的时间、地域，联名来信来访登记第一个人的姓名并注明人数。
（二）信访事项的基本事实和具体要求，反映事实按公业19表分类填写清楚。
（三）信访事项的来源途径。
（四）收到信访事项的途径等。
第二十条 信访人向各级公安机关提出信访事项的途径包括：书信、电子邮件、传真、走访、电话、口头提出等方式。
信访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第五章 告 知

第二十一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登记的信访事项区分情况后，应当履行告知程序。
能够当场告知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不能当场告知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但是，信访人姓名（名称）、住址不清的除外。
告知分为不受理告知、转送告知和受理告知。
第二十二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所登记的信访事项经过审查后，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辖的信访事项，应在规定的时限（15日）内告知信访人不予受理，并出具《公安机关信访事项告知单》。不受理告知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一）信访事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如：反映人民警察在行使职权和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渎职犯罪等情形的；没有犯罪事实，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刑事不予立案经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复议决定维持的；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服的；对检察机关作出逮捕不服的；案件已移送起诉不被检察机关退查的；案件经法院已判决或者裁定的；
（二）信访事项应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等法律途径解决的。如：公安机关行政不作为的；在侦查阶段法医鉴定经重新鉴定维持的；行政案件已办结或者不构成行政案件的等等；
（三）信访事项已经复核完毕的；
（四）信访事项已办理或复查并答复信访人，但信访人未按照《信访条例》和《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在30日内向上一级机关提出复查（复核）请求的。
第二十三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非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的信访事项进行登记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限（15日）内转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并填写《公安机关转送信访事项通知单》和《公安机关转送信访事项告知单》，分别告知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及信访人。
第二十四条 信访人对本级公安机关管辖的单位和民警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信访事项，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应在规定的时限（15日）填写《公安机关受理信访事项告知单》受理告知信访人。

第六章 受 理

第二十五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登记的信访事项进行审查后，认为应当由本级公安机关受理的，按照职责分工填写《公安机关转办信访事项通知单》，由有关部门承办。涉及多个部门的也可由信访部门承办。
省港务、矿区、铁路公安局（处）信访部门承办本单位及所属部门（单位）包括各分局和派出机构产生的信访事项。
第二十六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应当受理的信访事项包括：
（一）对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机构和民警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信访事项。如：反映公安机关不受案、不立案、不处理案件或执法不公、滥用强制措施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或反映公安机关不依法退还涉案物款和保证金、违反规定乱扣滥罚等，情节轻微的；或反映公安民警殴打他人，贪污受贿，徇私枉法，情节轻微的等问题；
（二）要求公安机关和民警及时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信访事项。如：要求及时查破案件、追捕犯罪嫌疑人的；要求依法赔偿经济损失的；要求按规定办理户口、护照的；要求按规定办理牌、证等问题的；
（三）群众对社会治安、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出批评或者建议的；
（四）其他有权受理的信访事项。如：有犯罪事实，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的；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等等。
第二十七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群众举报的各类案件线索，应口头告知其向有处理权的部门（单位）举报。

第七章 办 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公安机关办理信访事项要按照问题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解决不放过、信访人不停访息诉不放过的原则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完备的标准，坚持依法律、按政策办理信访事项。
各级公安机关在办理信访事项的过程中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不能为了息事宁人而乱开口子，不能因为缠访闹访而改变正确结论。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公安机关有关部门收到《公安机关转办信访事项通知单》后，应及时办理，在规定时限内处理完毕。
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当书面报告不能办结的理由。
第三十条 各级公安机关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经调查核实，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处理意见：
（一）控告类信访事项，即控告公安机关违法办案或民警违法违纪的信访事项，经调查属实的应依法作出处理或纠正；控告问题失实的也应实事求是作出调查结论。
（二）申诉类信访事项，即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或检验鉴定结论不服而提出申诉，经审查，原处理决定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的，应予维持；原处理决定不符合法律程序规定的应撤销或者纠正。
（三）要求解决问题类信访事项，其中：
要求公安机关破案或追捕犯罪嫌疑人的信访事项，应采取积极的措施破案或追捕犯罪嫌疑人，确因客观原因（经费、人员、交通通讯设备等不足，不能视为客观原因）暂时未能破案或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归案的，必须落实包案领导、办案单位、办案民警和查办措施；
（四）批评建议类信访事项，经分析研究，对符合事实的应诚恳接受或采纳；对不符合事实的批评、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应给予澄清或解释。

第八章 复查和复核

第三十一条 信访人对海口、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各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不服，可在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书面分别向海口市、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复查请求。
信访人对各市县公安机关（包括海口市公安局、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不包括分局）处理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不服，可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书面分别向省公安厅或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复查请求。
第三十二条 信访人对海口市、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的复查意见不服，可自收到书面答复之日起30日内书面分别向省公安厅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提出复核请求。
第三十三条 信访人分别提出复查、复核请求时，应出具《公安机关处理（或复查）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原件，并递交书面复查（或复核）申请书。
第三十四条 省公安厅、海口市、三亚市和洋浦公安局信访部门收到信访人复查（或复核）请求后，应当填写《公安机关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登记表》，并按照职责分工填写《公安机关转办信访事项通知单》转交有关部门（单位）复查（或复核）或自行复查（或复核）。
第三十五条 承办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的部门（单位）主要审查处理信访事项的事实认定是否准确，办理意见是否合法（含政策规定）与适当。
承办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的部门（单位）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享有和办理机关相同的信访事项调查处理权。对重大、复杂、疑难信访事项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
第三十六条 复查（或复核）机关责令承办信访事项机关重新办理的，承办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或者理由作出与原办理意见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意见。

第九章 督 办

第三十七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督办信访事项的范围，包括信访事项转办、交办的处理情况，也包括本级公安机关直接受理信访事项的调查处理情况。
第三十八条 督办信访事项的情形：
（一）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办理期限办结信访事项的；
（二）未按规定反馈信访事项办理结果的；
（三）未按规定程序办理信访事项的；
（四）办理信访事项推诿、敷衍的；
（五）不执行信访处理、复查和复核意见的；
（六）其他需要督办的情形。
第三十九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在督办过程中发现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在处理信访事项的过程中违反《海南公安机关信访工作实施细则》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四十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应当加强对信访事项的督办力度，定期通报情况；对各地涉及公安机关的集体上访、重复信访和重大异常信访事项进行重点督办。
第四十一条 各级公安机关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办结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交办、转办的信访事项后，应当将承办结果书面回报本级信访部门，由信访部门以本级公安机关的名义向上级或上级领导报告，各级公安机关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不能自行报告或者以本级公安机关的名义报告。
第四十二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交办的信访事项，应当将处理情况及时向交办机关或者领导报告（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办结的，应当书面报告不能办结的理由）。

第十章 回报和答复

第一节 回 报

第四十三条 各级公安机关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办结信访事项后，应当书面向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回报处理结果，如：《关于XXX反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其内容应该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基本情况；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调查情况及相关依据；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
第四十四条 省厅或海口市、三亚市、洋浦公安局承办信访事项复查（或复核）的部门应作出复查（或复核）意见：“一是办理意见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处理恰当的，维持原处理意见；二是办理意见事实不清、依据不足或者处理不恰当的，依职权直接变更原办理意见或者责令办理机关重新办理。”
第四十五条 根据信访事项处理（或复查、或复核）的意见，承办部门必须填写《公安机关处理（或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登记表》中的“承办部门处理（或复查、或复核）结果”并加盖公章后，随《关于XXX反映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一起回报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

第二节 答 复

第四十六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承办信访事项部门回报的办理意见审核后，认为反映的信访事项已办结可以答复信访人的，应填写《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信访人，同时附具体的处理答复意见；认为反映的信访事项未办结不能答复信访人的，应书面告知信访人未办结的理由，不能出具《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给信访人，以免造成越级上访。其他部门包括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不能自行答复信访人。
第四十七条 省厅或海口市、三亚市、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对承办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部门回报复查或复核意见审核后，认为信访事项已办结可以答复信访人的，应填写《公安机关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答复信访人，同时附具体复查（或复核）答复意见；认为信访事项未办结不能答复信访人的，应书面告知信访人未办结的理由，不能出具《公安机关复查（或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给信访人，以免造成越级上访。其他部门包括承办信访事项的部门不能自行答复信访人。
第四十八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承办信访事项（包括复查、复核）的部门对经审核退回重新办理或补充调查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复报，但不得以同一办理意见复报。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自2005年5月1日《信访条例》实施之日起，根据《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14条规定，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及民警在执行公务和履行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滥用职权、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造成上访人两次上访和严重后果的；
（三）拒不执行信访事项处理意见或者复查、复核意见的；
（四）其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激化矛盾，导致信访事项发生的情形。
对公安民警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信访部门提出建议，由纪委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如果纪委监察部门不作为，将追究部门领导责任。
第五十条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信访部门交办、转办和督办的信访事项，承办部门超过规定期限不办理或者不回报的，由信访部门向本级公安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建议追究承办部门领导和具体负责承办信访事项民警的责任。
省厅或各市、县（洋浦）公安局的信访部门交办、转办和督办的信访事项，承办信访事项的相关领导和责任民警因主观原因造成同一信访事项三次督办不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的，由信访部门建议本级公安机关的人事部门将不按时办理信访事项的相关人员辞退出公安队伍。
第五十一条 各级公安机关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由于主观原因或者工作不负责任造成信访人5次赴省进京上访（一周内多次上访的以1次计）或者严重后果的，应当由各级公安机关的上一级公安机关追究负责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领导责任。
第五十二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信访事项作出的处理、复查意见，被上级公安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复查、复核撤销或者纠正的，由复查、复核机关提出建议，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应当对分管信访工作的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第五十三条 由于处理信访事项的初信初访不力，引发较大规模赴省进京集体上访或者重大异常信访的，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影响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由本级公安机关对主要责任领导及其责任民警，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四条 各级公安机关对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应坚持以教育、疏导为主的原则，确有必要追究责任的，应当合法、及时、稳妥予以处理。
对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对患有精神病的上访人员，可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采取约束性保护措施，责令其家属、单位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可由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带回强制医疗。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公安民警具有回避情形和需要举行听证的，依照《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第11、24条规定实施。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由海南省公安机关信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