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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父亲身分之确认
第一分目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七百零一条
（确认方式）
对非在婚姻关系中出生或受孕之子女之确认，系透过认领或在调查之诉之法院裁判而为之。
第一千七百零二条
（不容许确认之情况）
一、出生登记尚未更正，未宣告不存在、无效或未被注销时，不容许作出任何与登记内所载之亲子关系相抵触之确认。
二、以第一千七百零七条ｂ项至ｄ项所指之任一方式作出之认领，在未可被登记时虽不产生效力，但不因上款之规定而属非有效。
第二分目
认领
第一千七百零三条
（定义）
认领系生父声明其父亲身分之行为。
第一千七百零四条
（认领之人身性）
认领为一具有人身性质之行为，但得透过被赋予特别权力之受权人作出。
第一千七百零五条
（能力）
一、凡年满十六岁，且并未因精神失常而被宣告禁治产或在认领时并非明显精神错乱之人，均具有认领能力。
二、按上款规定具有认领能力之未成年人及禁治产人作出认领，以及准禁治产人作出认领，均无须经父母、监护人或保佐人之许可。
三、为着第一款规定之效力，凡毫无疑问及显而易见之精神错乱即视为明显之精神错乱，而不论第三人可否认知。
第一千七百零六条
（未被声明之母亲身分）
待被认领人之母亲之身分未在登记行为中被声明，并不妨碍认领之作出。
第一千七百零七条
（方式）
认领得透过下列任一方式作出：
ａ） 在负责民事登记之公务员面前作出声明；
ｂ） 遗嘱；
ｃ） 公证书；
ｄ） 在法庭缮立之书录。
第一千七百零八条
（认领时间）
认领得随时为之，不论在子女出生前后或子女死亡后均可作出。
第一千七百零九条
（对未出生之人之认领）
认领未出生之人，须在受孕后作出，且认领人须指出谁人为母亲，此认领方为有效。
第一千七百一十条
（争议）
一、对不符合实情之认领，得在法庭上提起争议，即使被认领人已死亡亦然。
二、上述诉讼得随时由下列任一人或实体提起：
ａ） 认领人；
ｂ） 被认领人；
ｃ） 自称为被认领人之父亲之人；
ｄ） 母亲；
ｅ） 如诉讼理由成立，将会在精神或财产上得益之人；
ｆ） 检察院。
三、母亲或子女为原告时，仅在显示出在受孕期间认领人曾与被认领人之母亲同居之事甚有可能属实之情况下，方须证明认领人非为父亲。
四、经作出适当配合之第一千六百六十五条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规定，适用于本条规定之情况；为着此效力，对于第一千六百六十五条第三款提及该条第一款之各项，应理解为本条第二款之各项。
第一千七百一十一条
（被告之正当性）
一、在争议之诉中，如所涉及之子女及认领人非为原告，则提起该诉讼时应以该等人为被告。
二、提起诉讼或继续进行诉讼时，应以下列之人为被告：
ａ） 在认领人已死亡之情况下，其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及直系血亲尊亲属；
ｂ） 在子女已死亡之情况下，其配偶及直系血亲卑亲属。
三、第一千六百六十六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之规定适用于上述诉讼。
第一千七百一十二条
（因错误或胁迫而撤销）
一、认领因错误或精神胁迫而导致有瑕疵时，可由认领人向法院提出之声请而透过司法途径予以撤销。
二、仅在对确信父亲身分起决定性作用之实际情况存有错误时，方可因该错误而将认领撤销。
三、提起撤销之诉之权利，自认领人知悉错误之时或胁迫终止之时起计一年后失效，但认领人为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或因精神失常而成为禁治产人者除外；在此情况下，该诉权自认领人成年、亲权解除或禁治产终止时起计一年后方失效。
第一千七百一十三条
（因无能力而撤销）
一、认领得因认领人无能力而应其本人、其父母或监护人之请求被撤销。
二、撤销之诉得自下列时间起一年内提起：
ａ） 由父母或监护人提起者，自其知悉认领之时；
ｂ） 由认领时未达法定年龄之认领人提起者，自其成年或亲权解除之时；
ｃ） 由认领时因精神失常而成为禁治产人或明显精神错乱之认领人提起者，自其无能力终止之时。
第一千七百一十四条
（认领人之死亡）
如认领人在提起撤销之诉之期间未届满前死亡且未提起该诉讼，或在诉讼进行期间死亡，则其配偶、直系血亲卑亲属或直系血亲尊亲属，及一切能证明其本身之继承权利因认领而受损之人，均有正当性在认领人死亡后一年内提起诉讼或继续进行有关诉讼。
第一千七百一十五条
（准用）
第一千六百六十二条至第一千六百六十四条之规定，经作出适当配合后，适用于认领。
第三分目
依职权调查父亲身分
第一千七百一十六条
（父亲身分不明）
凡就未成年人所缮立之出生登记中仅载有经确立之母亲身分者，负责之公务员应将登记之全文证明送交法院，以便依职权就父亲身分展开调查。
第一千七百一十七条
（依职权调查）
一、就何人为子女之父亲，法院应尽可能听取母亲之意见。
二、母亲指出何人为子女之父亲或法院以其它方法得知何人为假定父亲时，法院亦须听取该人之意见。
三、如假定父亲确认其父亲身分，则须缮立认领书录，并为作附注用途而将有关证明送交有权限之登记局。
四、如假定父亲否认或拒绝确认其父亲身分，则法院应采取必要措施，以查明进行调查父亲身分之诉之可行性。
五、如法院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父亲之身分，则须命令将卷宗送交驻管辖法院之检察院人员，以便提起调查之诉。
第一千七百一十八条
（准用）
第一千六百六十八条及第一千六百七十条至第一千六百七十二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依职权调查父亲身分之诉。
第四分目
司法确认
第一千七百一十九条
（父亲身分之调查）
父亲身分得在子女专为确认而提起之诉讼中予以确认。
第一千七百二十条
（证明）
一、在调查父亲身分之诉中，原告应证明有关之人为亲生父亲。
二、如母亲身分已被确立，或母亲身分及父亲身分被同时请求确认，则在下列任一情况下推定假定父亲具有父亲身分：
ａ） 子女曾被假定父亲如子女般称呼及对待，且大众亦视其为该人之子女；
ｂ） 存有信件或其它书面文件，其中显示出假定父亲曾明确表示其父亲身分；
ｃ） 在法定受孕期间，母亲与假定父亲间存在不论是否符合第一千四百七十二条规定之事实婚关系，或存在长期之性伴侣关系；
ｄ） 在法定受孕期间，假定父亲曾引诱母亲发生性行为，且母亲在当时仍为未成年之处女，又或母亲之同意系藉结婚之许诺、滥用信任或权力之手段而取得。
三、对被调查人之父亲身分有重大疑问时，上述推定视为被推翻。
第一千七百二十一条
（调查请求人之联合）
在调查父亲身分之诉中，容许将针对同一假定父亲、且为同一母亲之子女之各调查请求人联合。
第一千七百二十二条
（准用）
第一千六百七十四条、第一千六百七十七条、第一千六百七十八条及第一千六百八十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调查父亲身分之诉。
第三节
辅助生育
第一千七百二十三条
（捐赠人亲子关系之排除）
仅透过提供生育物质而参与另一人之医学辅助生育，不构成捐赠人与出生孩子间成立亲子关系之依据。
第一千七百二十四条
（不可争议性）
一、任何人不得因孩子之孕育系透过得到生殖细胞捐赠人之帮助而经医学辅助达成之事实，而对孩子之亲子关系提起争议。
二、然而，如母亲之丈夫未同意医学辅助生育，或证明孩子并非从其所同意进行之医学辅助生育而出生，则母亲之丈夫得对其父亲身分提起争议。
第一千七百二十五条
（在事实婚关系中对父亲身分之推定）
一、与一女性有事实婚关系之人，如曾同意其女伴使用医学辅助生育，即被视为在该医学辅助生育过程中受孕之孩子之父亲，而不论是否符合第一千四百七十二条第一款ｃ项之规定。
二、为着上款规定之效力，同意仅得由十八岁以上之人作出，且有事实婚关系之双方间不得存在第一千四百七十九条ｂ项及ｃ项、以及第一千四百八十条之规定所指之情况。
第一千七百二十六条
（为第三人生育或妊娠之协议）
任何为第三人生育或妊娠之协议均属无效。
第一千七百二十七条
（保密性）
一、与孩子之医学辅助生育有关之人之姓名资料必须保密。
二、然而，如欠缺上述姓名资料可能会严重危害从有关医学辅助生育程序所生之人、其直系血亲卑亲属或近亲之健康，则法院得许可将该姓名数据以保密方式转达至有关医疗当局。
第一千七百二十八条
（捐赠人死亡后之受孕）
为着继承之效力，所使用之生育物质来自一已死亡之人者，该人并不视为孩子之父亲或母亲。
第二章
亲子关系之效力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七百二十九条
（父母子女之义务）
一、父母与子女应互相尊重、帮助及扶持。
二、扶持义务包括扶养义务，以及在共同生活期间按各自所拥有之资源而承担家庭负担之义务。
第一千七百三十条
（子女之姓名）
一、子女须使用父母双方或仅其中一方之姓氏。
二、父母有权为未成年子女选择姓名；父母双方未就子女之姓名达成协议时，法官须作出符合子女利益之裁判。
三、如母亲身分或父亲身分在出生登记后方确立，则子女之姓氏得按照以上两款之规定而作出更改。
第一千七百三十一条
（冠以母亲丈夫或父亲妻子之姓氏）
一、父亲身分尚未确立时，如母亲及其丈夫在负责民事登记之公务员面前声明其欲对未成年子女冠以母亲丈夫之姓氏，则可冠以该姓氏。
二、子女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后两年内，得申请剔除其姓名中之母亲丈夫之姓氏。
三、对于母亲身分尚未确立之情况，适用经作出适当配合之上述制度。
第二节
亲权
第一分节
一般原则
第一千七百三十二条
（亲权之存续期）
子女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前受亲权约束。
第一千七百三十三条
（亲权之内容）
一、父母须为子女之利益而关注子女之安全及健康、供给子女生活所需、安排子女之教育及作为已出生或未出生之子女之代理人，并管理子女之财产。
二、子女应服从父母；然而，父母应视乎子女之成熟程度而在重要之家庭事务上考虑子女之意见，并承认子女有自主能力安排自己之生活。
第一千七百三十四条
（在供给子女生活所需及子女之安全、健康及教育上之开支）
父母供给子女生活所需之义务及承担子女在安全、健康及教育上开支之义务，按子女能以其工作所得或其它收益承担该等负担之限度而获解除。
第一千七百三十五条
（对成年或亲权已解除之子女之开支）
如子女在达至成年或亲权解除时仍未完成学业或其它专业培训，则父母在合理限度内仍须承担上条所规定之义务，而义务之存续期以正常完成有关学业或专业培训所需之时间为限。
第一千七百三十六条
（代理权）
一、代理权之范围包括代子女行使一切权利及履行一切义务，但纯属人身性质之行为、未成年人本人有权自由作出之行为及涉及非由父母管理之财产之行为者除外。
二、父母任一方与受亲权约束之子女之间存在利害冲突，或子女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以致须由公共当局解决时，法院须指定一名或一名以上之特别保佐人以作为有关未成年人之代理人，即使在上述后一情况中之其中一名子女为成年人亦然。
第一千七百三十七条
（不可放弃性）
父母不得放弃亲权，亦不得放弃由亲权特别赋予之任一权利，但不影响本法典内有关收养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七百三十八条
（非在婚姻关系中受孕之子女）
父亲或母亲，在未经其配偶同意下，不得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受孕而非其配偶亲生之子女，带入其与配偶之家庭中。
第二分节
涉及子女人身之亲权
第一千七百三十九条
（教育）
一、父母应尽可能促进子女在身体、智力及道德上之发展。
二、父母应向子女，尤其伤残或弱智之子女，提供适当且尽可能符合其个人能力及兴趣之一般教育及职业培训。
第一千七百四十条
（宗教教育）
父母可就其未满十六岁子女之宗教教育事宜作出决定。
第一千七百四十一条
（离家）
一、未成年人不得离弃家庭居所或父母为其指定之居所，亦不得被驱离该居所。
二、如未成年人离弃上述居所或被驱离上述居所，则父母任一方均可要求子女回家，且在紧急时，受父母之托照顾子女之人亦得如此为之；有必要时，父母任一方及上述之人均可向法院或有权限当局求助。
第一千七百四十二条
（与兄弟姊妹、直系血亲卑亲属及直系血亲尊亲属之共处）
父母不得无理剥夺子女与兄弟姊妹、直系血亲卑亲属及直系血亲尊亲属共处之权利。
第三分节
涉及子女财产之亲权
第一千七百四十三条
（管理权之排除）
一、父母无权管理之财产为：
ａ） 因父母失格或被剥夺特留份而失去继承资格，以致由其子女继承之财产；
ｂ） 子女在违背父母之意思下从赠与或继承取得之财产；
ｃ） 他人遗留予或赠与子女而排除父母管理权之财产；
ｄ） 十六岁以上之子女以其劳动取得之财产。
二、即使对于作为特留份而归子女所有之财产，亦可作出上款ｃ项所指之管理权之排除。
第一千七百四十四条
（须经法院许可方有效之行为）
一、作为子女代理人之父母，未经法院许可，不得作出下列行为：
ａ） 转让财产或在财产上设定负担，但对可能失去或毁损之物作出有偿转让者除外；
ｂ） 在公司或合伙之股东大会上，就有关公司或合伙解散之决议投票；
ｃ） 取得商业企业，或继续经营子女因继承或受赠而取得之商业企业；
ｄ） 以无限责任股东身分参与无限公司、一般两合公司或股份两合公司；
ｅ） 设定票据责任，或设定因任何可透过背书移转之票据而产生之债务；
ｆ） 担保或承担他人之债务；
ｇ） 借入款项；
ｈ） 设定待未成年人成年后方履行之债务；
ｉ） 让与债权；
ｊ） 抛弃遗产或遗赠；
ｌ） 接受附负担之遗产、赠与或遗赠；
ｍ） 以超逾六年之期限出租财产；
ｎ） 协议或在法庭上声请对共有物进行分割或对公司或合伙之财产进行清算及分割；
ｏ） 就涉及以上各项所指行为之事宜进行和解或接受仲裁决定，又或与债权人商议和解。
二、将未成年人之金钱或资金运用于取得财产上，不受上款ａ项之限制。
第一千七百四十五条
（慷慨行为之接受及拒绝）
一、子女为遗产或遗赠之受益人，或为有待接受之赠与要约之相对人时，如父母依法可接受该慷慨行为，则父母应接受之；在须经法院许可方可接受之情况下，父母应在三十日内就接受或拒绝接受该慷慨行为，声请法院给予许可。
二、如自继承开始之时或自赠与要约作出之时起计，上款所指之期间已届满，而父母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则子女或其任何血亲、检察院、赠与人或任何与所遗留之财产有利害关系之人，均得要求法院通知父母，以便其在指定期间内履行上款之规定。
三、父母在所定出之期间内不作任何意思表示者，视为接受慷慨行为，但法院认为拒绝接受对未成年人较合适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四十六条
（特别保佐人之指定）
一、未成年人无法定代理人时，为着上条第一款规定之效力，上条第二款所指之任何人，均具有要求法院指定一名特别保佐人之正当性。
二、如法院不许可父母拒绝接受有关慷慨行为，则为着接受该行为之效力，亦须依职权指定一名保佐人。
第一千七百四十七条
（禁止取得子女之财产）
一、未经法院许可，父母不得承租受亲权约束之子女之不动产，不得直接或透过他人取得受亲权约束之子女之财产或权利，即使在公共拍卖上取得亦然，亦不得成为针对受亲权约束之子女之债权或其它权利之受让人，但属法定代位或在财产清册程序中出价之情况除外。
二、在第五百七十三条第二款所指之情况下取得财产或权利，视为透过他人取得。
第一千七百四十八条
（可撤销之行为）
一、就父母违反第一千七百四十四条及第一千七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而作出之行为，得在子女成年或亲权解除后一年内应子女之声请而撤销；子女在该期间死亡者，有关行为得在其死亡后一年内应子女之继承人之声请而撤销，但作出该行为之父母不得提出撤销之请求。
二、子女或其继承人，如能证明仅在提起诉讼前六个月内知悉受争议之行为，则撤销之声请得在上款所指期间届满后为之。
三、撤销之诉亦得由具有正当性声请禁止行使亲权之人提起，但须在受争议之行为作出后一年内且在未成年人成年或亲权解除之前为之。
第一千七百四十九条
（法院对行为之确认）
就父母未经法院给予必要许可而作出之行为，法院得确认之。
第一千七百五十条
（属父母所有之财产）
一、与父母共同生活之未成年子女，透过运用其父母之资源或资金为父母提供劳动而获得之财产，属其父母所有。
二、父母应将由子女获得之上述财产之一部分给予子女，或以其它方式补偿其劳动。
第一千七百五十一条
（子女财产之收益）
一、父母得使用子女财产之收益以支付在供给子女生活所需、子女之安全、健康及教育上之开支，并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该收益以支付家庭生活之其它必要开支。
二、如仅父母中之一人行使亲权，则该人有权按照上款之规定使用子女财产之收益。
三、对于作为特留份而归子女所有之财产之收益，赠与人或遗嘱人不得排除上述之使用权。
第一千七百五十二条
（管理之实施）
父母应以管理自己财产之谨慎态度管理子女之财产。
第一千七百五十三条
（担保之提供）
一、父母无须如子女财产管理人般提供担保，但如在子女之财产中包括动产，且在具有正当性提起禁止行使亲权之诉之人提出请求下，法院经考虑该等动产之价值认为有提供担保之必要者除外；且不影响第一千七百七十四条规定之适用。
二、父母未提供被要求之担保时，适用第一千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
第一千七百五十四条
（提交报告之免除）
父母无须就其所作之管理提交报告，但不影响第一千七百七十四条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七百五十五条
（管理之结束）
一、父母应于子女成年后，或在不影响第一千五百二十一条规定之适用下、于子女之亲权解除后，将属于子女所有之全部财产立即交还子女；如基于其它原因终止亲权或管理，则应将该等财产交予子女之法定代理人。
二、动产应按其现状返还；如动产已不存在，则父母须支付其相应之价额，但动产因与子女共同使用而消耗，或因不可归责于父母之原因而灭失者除外。
第四分节
亲权之行使
第一千七百五十六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之亲权）
一、在父母婚姻关系之存续期内，亲权由父母双方行使。
二、父母双方须就亲权之行使达成协议，对重大问题未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均得诉诸法院，由法院试行调解；不可能调解时，法院在作出裁判前须听取十二岁以上子女之意见，但基于某些应予考虑之情况而不宜听取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五十七条
（由父母一方作出之行为）
一、如父母一方作出属行使亲权范围之行为，则推定其在他方同意下作出该行为，但法律明确要求须经父母双方之同意或该行为属特别重大者除外；不得以欠缺他方同意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二、第三人应拒绝参与由夫妻一方作出之行为，只要按上款规定不能推定他方已同意，又或他方之反对为该第三人所知悉。
第一千七百五十八条
（父母一方之障碍）
父母一方因失踪、暂时不可能处理事务、无行为能力或其它障碍，以致不能行使亲权时，由他方单独行使。
第一千七百五十九条
（鳏寡）
婚姻因夫妻一方死亡而解销时，亲权归属生存之一方。
第一千七百六十条
（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
一、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中，子女之归属、子女应受之扶养及扶养之方式，均由父母以协议确定之，该协议须经法院认可；如协议不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包括子女与不获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一方保持密切关系之利益，则法院须拒绝给予认可。
二、如未达成协议，则法院须作出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之裁判，并得将未成年子女交由父母任一方照顾，或在出现第一千七百七十二条所指之任一情况时，交托第三人或适当之公共或私人机构照顾。
三、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须为不获交托照顾子女之父亲、母亲或双方订立探访制度，但基于对子女利益之考虑而不宜订立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六十一条
（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下之亲权行使）
一、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下，亲权由获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行使。
二、然而，父母得按照上条第一款之规定就共同行使亲权达成协议，对于涉及子女生活之各项问题，以如同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处理该等问题之方式作出处理。
三、父母亦得按照上条第一款之规定，约定某些事项须由双方协议解决，又或约定由不获交托未成年子女之父亲或母亲管理子女之财产。
四、无权行使亲权之父亲或母亲，有权监督子女之教育及生活状况。
第一千七百六十二条
（子女被交托予第三人或机构照顾时之亲权行使）
一、子女被交托予第三人或机构时，该第三人或机构即具有为适当履行其职责所需之各项属父母拥有之权力及义务。
二、就不受上款规定所影响之亲权部分，在婚姻关系之存续期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但法院裁判定出应由其中一方单独行使者除外。
三、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中，对于不受第一款规定影响之亲权部分之行使，适用经作出适当配合之上两条之规则。
第一千七百六十三条
（不获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尚生存）
如出现第一千七百七十二条所指之任一情况，则法院在规范亲权之行使时得决定在获交托未成年子女之父亲或母亲死亡之情况下，子女不会转由尚生存之母亲或父亲照顾，为此，法院须指定临时照顾该未成年子女之人。
第一千七百六十四条
（子女仅与父亲或母亲确立亲子关系）
如未成年子女仅与父亲或母亲确立亲子关系，则亲权归属该父亲或母亲。
第一千七百六十五条
（子女与无婚姻关系之父母确立亲子关系）
一、如与未成年子女已确立亲子关系之父母在该子女出生后仍未结婚，则由照顾子女之父亲或母亲行使亲权。
二、为着上款规定之效力，推定由母亲照顾子女；此推定仅可透过司法途径予以推翻。
三、如父母在事实婚状况下共同生活，且在负责民事登记之公务员面前声明愿意共同行使亲权，则由双方共同行使亲权；在此情况下，适用经作出必要配合之第一千七百五十六条至第一千七百五十九条之规定。
四、上款所指制度之适用，不取决于事实婚关系存续期之长短，亦不受父母中任一方尚有未解销之先前婚姻或父母系未成年人所影响，但仍适用第一千七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第一千七百六十六条
（对行使亲权之规范）
第一千七百五十九条至第一千七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上条所指之情况。
第五分节
行使亲权之禁止及限制
第一千七百六十七条
（法律规定之禁止）
一、受法律禁止行使亲权之人为：
ａ） 因所犯之罪被法律定为具有禁止行使亲权效力且被确定判罪之人；
ｂ） 因精神失常而成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之人；
ｃ） 按照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受保佐制度约束之人，其禁止自保佐人被指定之时开始。
二、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以及不属上款ｂ项所指之禁治产人及准禁治产人，在作为子女之代理人及管理子女之财产上，均视为受法律禁止之人。
三、导致禁止行使亲权之裁判一经确定，即应知会有管辖权之法院，以便按具体情况采取适当之措施。
第一千七百六十八条
（禁止之解除）
禁治产、准禁治产或保佐终止时，行使亲权之法定禁止即告解除。
第一千七百六十九条
（行使亲权之禁止）
一、如父母一方因过错违反其须对子女承担之义务而使子女受严重损害，或基于无经验、患病、不在或其它原因而未能显示出其具备履行该等义务之条件，则法院得应检察院、未成年人之任何血亲之声请，又或应事实上或法律上获交托照顾未成年之人之声请，宣告禁止行使亲权。
二、禁止得为完全禁止或仅限于就子女之代理及其财产之管理方面之禁止；禁止之对象得为父母双方或仅其中一方，且所涉及之子女得为全部、仅其中一名或 数名。
三、涉及全部子女之禁止，其效力延伸至在禁止宣告后出生之子女，但裁判另有所定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七十条
（禁止之终止）
一、法院宣告之行使亲权之禁止，在导致禁止之原因终止时须予终止。
二、终止禁止之请求，得随时由检察院提出，亦得由父母任一方在宣告禁止之判决确定时起一年后、或在不接纳终止请求之判决确定时起一年后提出。
第一千七百七十一条
（扶养）
行使亲权之禁止，绝不免除父母扶养子女之义务。
第一千七百七十二条
（子女之安全、健康、道德培养及教育受危害）
如未成年子女之安全、健康、道德培养或教育受危害，但不属禁止行使亲权之情况，则法院得应检察院或第一千七百六十九条第一款所指任一人之声请，命令采取适当措施，尤其将子女交托予第三人或适当之公共或私人机构。
第一千七百七十三条
（措施执行期间之亲权行使）
一、法院已命令采取上条所指之某种措施者，父母得在与该措施无抵触之范围内继续行使亲权。
二、未成年人已交托予第三人或机构者，须为父母订定探访制度，但基于对子女利益之考虑而不宜作出此订立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七十四条
（子女财产之保护）
一、如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子女之财产有受损之虞，但不属禁止行使亲权之情况，则法院得应检察院或任何血亲之声请，命令采取其认为适当之措施。
二、基于对财产价值之特别考虑，法院尤其得要求负责管理财产之人就子女财产之管理及状况提交报告及数据，且在此等措施不足以保护子女之财产时，得要求提供担保。
第一千七百七十五条
（裁判之废止或变更）
按照第一千七百七十二条至第一千七百七十四条之规定而命令采取措施之裁判，应检察院或父母任一方之声请，得由作出该裁判之法院随时废止或变更。
第六分节
与亲权有关之裁判之登记
第一千七百七十六条
（登记之强制性）
下列裁判须依职权知会有权限之民事登记局，以作登记：
ａ） 规范亲权行使之裁判或认可有关亲权行使之协议之裁判；
ｂ） 因处于事实分居之夫妻和好而终止有关亲权行使之规范之裁判；
ｃ） 导致禁止行使亲权、暂时中止行使亲权或对亲权定出限制性措施之裁判。
第一千七百七十七条
（未作登记之后果）
上条所指之裁判，如未经登记，则不得援引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节
弥补亲权之方法
第一分节
一般规定
第一千七百七十八条
（受监护之未成年人）
一、父母处于下列任一情况时，未成年人须受监护：
ａ） 已死亡；
ｂ） 在管理子女人身事宜上被禁止行使亲权；
ｃ） 亲权之行使在事实上受阻逾六个月；
ｄ） 身分不明。
二、父母亲权之行使在事实上受阻时，检察院应采取保护未成年人之必要措施，而无须考虑上款ｃ项所指期限是否届满，为此，得促使指定一人以未成年人之名义作出属紧急之法律行为、或对未成年人有明显利益之法律行为。
第一千七百七十九条
（财产之管理）
在下列任一情况下，须按照第一千八百一十九条及续后各条之规定设立未成年人之财产管理制度：
ａ） 父母仅被排除、禁止或中止管理未成年人之全部或部分财产，且未以其它名义指定管理人；
ｂ） 有权限指定监护人之实体，将未成年人之全部或部分财产交予他人管理。
第一千七百八十条
（对监护及管理之依职权处理）
一、未成年人处于以上各条所指之任一情况时，法院即应依职权促使设立监护制度或财产管理制度。
二、任何行政当局、司法当局或负责民事登记之公务员，在执行职务时得知该等情况者，应将该事实知会有管辖权之法院。
第一千七百八十一条
（监护及管理之机关）
一、监护权由监护人及亲属会议行使。
二、财产管理权由一名或一名以上之管理人行使，如已设立监护制度，则由管理人及亲属会议行使。
第一千七百八十二条
（法院之监督）
监护权及财产管理权之行使，受对设立监护制度及财产管理制度有管辖权之法院监督。
第一千七百八十三条
（担任监护职务之强制性）
监护人、财产管理人及亲属会议成员之职务之担任均属强制性；除法律明确规定之情况外，任何人不得推辞该职务。
第二分节
监护
第一目
监护人之指定
第一千七百八十四条
（有监护权之人）
监护人一职，由父母指定并获法院确认之人担任，又或由法院指定之人担任。
第一千七百八十五条
（父母指定之监护人）
一、父母得为假使其于将来死亡或成为无行为能力之情况，指定未成年子女之监护人；仅由父亲或母亲单独行使亲权时，该指定监护人之权力属行使亲权之一方。
二、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之父亲或母亲死亡后，如尚存之另一方未在行使亲权中废止该指定，则视该指定产生效力。
三、监护人之指定及其废止，须在遗嘱、公文书或经认证之文书上作出，方为有效。
第一千七百八十六条
（数名监护人之指定）
如按照上条之规定为同一子女指定一名以上之监护人，且未以任何方式列明该等监护人之先后次序，则监护权按作出指定之顺序归属各被指定人。
第一千七百八十七条
（法院指定之监护人）
一、如父母未指定监护人，或父母所指定之监护人未获确认，则法院有权于听取亲属会议之意见后，在未成年人之血亲或姻亲中指定监护人，或在事实上曾照顾或正在照顾未成年人之人中指定监护人，又或在显示爱护未成年人之人中指定监护人。
二、法院在指定监护人前，应先听取年满十二岁之未成年人之意见。
第一千七百八十八条
（对兄弟姊妹之监护）
对两名或两名以上之兄弟姊妹之监护职务，须尽可能由同一监护人担任。
第一千七百八十九条
（不得担任监护人之人）
一、下列之人不得担任监护人：
ａ） 亲权未解除之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及准禁治产人；
ｂ） 明显精神错乱之人，即使非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亦然；
ｃ） 行为不检之人或生活方式不为人所认识之人；
ｄ） 被禁止行使亲权或被中止行使全部或部分亲权之人；
ｅ） 因不履行有关义务而导致另一监护职务或亲属会议成员职务被撤除或中止之人；
ｆ） 正在或在最近五年内与有关未成年人或其父母进行争讼之人；
ｇ） 父母、子女、配偶或与本人有事实婚关系之人正在或在最近五年内与有关未成年人或其父母进行争讼之人；
ｈ） 与有关未成年人或其父母个人敌对之人；
ｉ） 被有关未成年人之父亲或母亲排除担任而不得担任监护之人，但该排除须系按照有关容许父母任一方指定监护人之规定而作出。
二、因挥霍导致之准禁治产人、破产人、无偿还能力人、在财产管理上被禁止或中止行使亲权之人，以及被撤去财产管理职务之监护人，得被指定为监护人，但仅以照顾及管理未成年人之人身事务为限。
第一千七百九十条
（监护职务之推辞）
一、下列之人得推辞监护职务：
ａ） 政治职位据位人；
ｂ） 在澳门执行职务之法院司法官或检察院司法官，但以受监护之未成年人之住所在澳门或其财产在澳门为限；
ｃ） 在远离未成年人之大部分财产所在地之地方居住之人；但监护职务范围仅包括未成年人之人身事务管理或未成年人之财产属低价值者除外；
ｄ） 须照顾两名以上直系血亲卑亲属之人；
ｅ） 正担任另一监护职务或保佐职务之人，但第一千七百八十八条所指之情况除外；
ｆ） 年逾六十五岁之人；
ｇ） 非为有关未成年人之血亲或直系姻亲之人；
ｈ） 因患病、履行耗费精力之法定义务、忙于工作或类似事务或经济匮乏，以致不能在从容不迫或不受损害之情况下担任监护职务之人。
二、如推辞之理由不再存在，则可强迫已推辞监护职务之人接受该职务。
第二目
监护人之权利及义务
第一千七百九十一条
（一般原则）
一、监护人所具有之权利及义务与父母相同，但受以下各条规定所变更及限制。
二、监护人应以善良家父之注意担任监护职务。
第一千七百九十二条
（受监护人之财产之收益）
监护人仅得将受监护人之收益用于受监护人之抚养、教育及财产之管理上。
第一千七百九十三条
（禁止监护人作出之行为）
禁止监护人作出下列行为：
ａ） 无偿处分未成年人之财产；
ｂ） 承租未成年人之不动产，或直接或透过他人取得未成年人之财产或权利，即使在公共拍卖上取得亦然，又或成为针对未成年人之债权或其它权利之受让人，但属法定代位或在财产清册程序中出价之情况除外；
ｃ） 以受监护人名义订立使受监护人本人有义务作出某些行为之合同，但所承担之义务对受监护人之教育、自立或工作为必要者除外；
ｄ） 在监护之指定作出后至有关报告被核准前之一段期间内，直接或透过他人收取受监护人以生前或死因慷慨行为而给予之利益，但不影响第二千零二十九条第三款有关遗嘱处分之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七百九十四条
（经法院许可方可作出之行为）
一、作为受监护人代理人之监护人，在作出下列行为时，须经法院许可：
ａ） 作出第一千七百四十四条第一款所指之任一行为；
ｂ） 以运用未成年人之资金为名义而取得动产或不动产；
ｃ） 接受遗产、赠与或遗赠；
ｄ） 设定或清偿债务，但有关债务涉及未成年人之扶养，或对未成年人财产之管理属必要者除外；
ｅ） 提起诉讼，但属收取定期给付之诉，或延迟起诉可能导致损害者除外。
二、法院须事先听取亲属会议之意见，方可对给予许可之请求作出批准。
三、第一款之规定，并不影响有关在财产清册程序中所作行为之特别规定之适用。
第一千七百九十五条
（监护人所作行为之无效）
一、监护人违反第一千七百九十三条之规定而作出之行为属无效；然而，监护人或其继承人不得主张该无效，亦不得透过他人为其利益而主张该无效。
二、上述无效，仅得透过受监护人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后作出之确认予以补正，但无效已被确定之判决宣告者除外。
第一千七百九十六条
（其它制裁）
一、监护人违反第一千七百九十四条第一款ａ项至ｄ项之规定而作出之行为，得由法院在受监护人成年或亲权解除前、依职权或应亲属会议任一成员在该期限前提出请求而撤销，或由法院应受监护人本人在成年或亲权解除后四年内提出之请求而撤销。
二、受监护人之继承人亦得请求撤销上述行为，但必须在受监护人死亡后两年内及在上款所指之期间尚未届满前提出。
三、监护人违反第一千七百九十四条第一款ｅ项之规定而提起诉讼时，法院应在作出传唤后依职权命令中止有关诉讼程序，直至监护人获给予必要之许可为止。
四、如监护人未经许可而继续经营受监护人之商业企业，则监护人本人须对因该经营而产生之一切损害负责，即使有关损害属意外发生者亦然。
第一千七百九十七条
（法院对行为之确认）
法院在听取亲属会议之意见后，得确认监护人在未获必要许可下作出之行为。
第一千七百九十八条
（监护人之报酬）
一、监护人有权收取报酬。
二、如未成年人之父母在指定监护人之行为中未定出报酬，则法院须在听取亲属会议之意见后定出，而在任何情况下，报酬之数额均不得超过未成年人之财产纯收益之十分之一。
第一千七百九十九条
（未成年人之财产清单）
一、监护人须在法院所定之期间内，提交受监护人之资产及负债清单。
二、如监护人为未成年人之债权人，但未将有关债权列入清单内，则不可在监护期间要求履行债务，但证明在提交清单时不知悉该债权之存在者除外。
第一千八百条
（提交报告之义务）
一、监护人在其管理职能终止时有义务向法院提交报告，又或在法院要求时，有义务在进行管理之期间内向法院提交报告。
二、对于监护人在其管理职能终止时所提交之报告，如监护已终止，则法院应听取前受监护人或其继承人之意见；反之，则应听取新任监护人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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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抗击非典的转变过程的思考

李园春


今年以来，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简称。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即SARS）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暴露出我国在处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的机制不健全，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在很快意识到这一疫情的挑战性之后，政府迅速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始由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应战；由“内外有别”的信息模式转到“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模式；由卫生部门的防疫工作转到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由内部的方式控制局势转到依法运作的机制。如今，中国非典疫情高峰已经过去。我们再来审视抗击非典危机中的转变过程，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特别珍惜的。
一、抗击非典的转变过程
（一）建立责任体系、官员问责制与部门防疫到政府重中之重的转变。
非典疫情的发生和蔓延，与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不尽职责密切相关。也暴露出干部人事制度和责任体系的明显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职能，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目标，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选拔使用考核领导过于看重GDP等政绩标准，较少重视对其在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水平和实际成效的考核。一旦发生传染病等公共问题，政府和地方官员的本能反应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不影响旅游、商务活动，尽量淡化处理。有的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被“一票否决”，对疫情隐瞒不报。加上我国已制定的《戒严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等多部紧急状态法律对紧急状态下特定责任人肩负的法律责任规定得比较原则，不够具体，对于这些负责人的责任追究规定得也很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这种过于抽象、笼统的法律规定对于紧急突发事件中担负重要职责的特定人群没有起到很好的约束作用和激励作用。这种责任体系方面的缺陷和政府部门、地方官员的行为及态度，使得各方面无法及时全面地了解疫情，从而失去了控制非典的最佳时机。
在意识到这些危害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建立集中统一，分级负责，任务明晰的责任体系。4月23日，国务院成立了由吴仪副总理为总指挥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的防治工作，并加大了对失职官员的责任追究力度。继张文康、孟学农去职开高官问责制之先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而受到撤职或党政纪处罚。在这种铁腕手段的高压下，各级官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的以惯用的工作方式，给自己也给他人立下军令状，有的甚至将确保零指标与官员职务挂钩来作为硬指令下达，从而采取了一些具有较强恣意性的、人治化严重的紧急对抗手段。
但是，客观地说，这种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对于抗击非典由卫生部门的防疫工作到各级政府和“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的转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级组织指挥、职能机构得以高效运作，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得以贯彻落实，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证。
（二）日报告疫情、零报告制度与信息内外有别到及时公开透明的转变。
在非典疫情始发阶段，政府害怕社会会恐慌，没有及时发出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也没有让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有关信息，对一个可能导致国际影响的传染病，也没有及时向国际组织传播疫情消息。反而反复强调全国各地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旅行和商务活动都是安全的。由于未能迅速掌握疫情真实情况，做好疫病预防、控制和治疗工作，导致了疫情的进一步失控和各种谣言四起，加重了人们心底的疑虑，对政府有关疫情的公开信息的信任产生了动摇，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影响。直至疫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西方主流媒体密集型地对中国进行大量负面报道，对中国政府的工作不足之处予以夸张性的报道和恶意指责，直接对我国政治体制进行诬蔑性攻击，非典问题演变成了变相的国际“制裁”。对我国政府公信力和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不亚于一场“软战争”。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承认中国有漏报疫情问题。同时对卫生部和北京市进行了批评。宣布自4月21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所有的医院，包括军队医院都要对非典病例进行报告，地方政府对非典病例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政府统计非典病例完全公开和透明。这样一方面满足了国际组织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让民众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政府这种由“内外有别”向“及时、公开、透明”转变的信息模式，非但没有引起群众的恐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反而让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缺少空间和动力，在最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可能发生的恐慌心理，提高了人们的承受能力。政府的公信力得以空前的提高。政府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防治非典的措施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积极参与条件的配合，增强了全社会抗击非典的信心，形成了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局面，为抗击非典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保证。
（三）23天一部法规与内部控制向依法运作机制的转变。
2002年11月广东省佛山市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并在广东蔓延之后，又相继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城市和地区蔓延，也暴露出我国传染病防治工作中法律体系的不足。由于对非典缺乏认识，加上一些医务人员缺乏必要的传染病防范的法律意识和相关知识， 一些非典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导致了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大范围的交叉感染。反映出我国传染病防治第一道防线的薄弱。在2003年3月底之前，非典传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全国性的问题了，虽然说各级政府可以直接采取法律手段控制此次疫情，可惜的是此次传染病是新病种，而与之相关的很多法律规定又不利于新病种的控制。根据1989年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务院和卫生部可以增加新的传染病种，而国务院和卫生部不可能轻易地根据地方疫情依法增加新的传染病，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发现非典疫情后，只能参照传染病防治法进行防治，在选择政策方案，采取的直接政策手段等方面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对非典的调查、控制和治疗等，基本上还是地方性的问题。各地政府和有关的部门为减少人员聚集，遏制非典的扩散，相继出台了一些地方法规或行政措施，这些应对紧急状态的行政措施规定的立法层次较低，种类五花八门，缺乏可操作性，只能依靠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运作。这种以内部的方式来控制局势的传统机制很快就失灵了。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4月1日，吴仪视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急机制建议的问题。4月8日，卫生部以通知形式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4月23日，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也决定将非典列为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4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常务会议上同意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次日，国务院法制办紧急部署法规起草工作。5月12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台速度最快的一部法规，只用了23天时间。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我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防治非典实现了由内部控制的传统机制向依法运作机制的转变。
（四）SARS病原之争与非典科研由短期应急向中长期科研以及公共卫生、科研能力建设的转变。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考验各级政府和官员应对危机的科学决策能力，考验我国卫生防疫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考验每个公民应对危机的科学、理性的态度和责任感的同时，也考验着我国科学界应对突发事件的科研能力。自非典疫情出现之后，伴随有关非典科研的种种进展，人们对非典这一新发疫病认识上的种种不足，现有科研体系的种种弊端也就渐渐显露出来。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专家钟南山收治第一例“怪病”，继而逐个排除炭疽、鼠疫、禽流感等病因，将“怪病”首次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就开始了查找非典病原体和追根溯源的探究以及研制防治疫病的药物。2月18日，国家疾病中心宣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学首席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关于非典病原为衣原体的发现。对此钟南山提出反对意见，并最终确认非典的病原为冠状病毒。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首先在广东发现的疾病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英文缩写SARS。4月16日，该组织又宣布了引起非典的病原体找到了，是一种变种的冠状病毒。从而宣告了SARS病原之争落下帷幕。
为了从根本上阻断SARS的传播链条，在非典防治中占主动地位，深圳与香港联手，成立了联合攻关小组开展了对SARS病毒的追本溯源的研究。4月13日，科技部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筹措2000万元863计划应急研究经费，重点投在特异性治疗药物和抗体筛选、诊断试剂和疫苗的研制、致病机理的研究等方面，希望通过流行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和手段，探明病因及发病机理，指导临床治疗；研究快速检测方法，协助临床早期诊断。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暨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继4月16日破译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之后，又于4月19日研制出非典快速诊断技术—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全国其他科研单位也相继有非典科研成果问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为有效控制非典的蔓延，并最终取得抗击非典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
非常遗憾的是，此次国内非典科研工作也走向了两个极端，由一开始条快分割、各自为战，到后来的成果公开、免费共享。其结果是中国科学家在世界的SARS研究中打了败仗。加拿大和美国的科研人员抢先于我们公布了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序测序结果，并发表了研究论文。产生这种结局的原因不在于我国科研技术，科研设备甚至科研理论的落后，而在于我国科研制度存在的缺乏突发事件科研应对机制；没有统一的科研体系，各科研单位还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着“等米下锅”传统习惯，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等诸多弊端。而另一方面，在大灾面前，为了集思广益，形成合力，共同对付重大疫情，早时找到最佳的治疗和预防办法。国内的非典研究成果又是公开的、共享的，从未有与专利联系在一起，知识产权意识谈化。也帮助了国外的某些机构节省下大量的初期研究费用，大大地提高了药物的研究速度，使得国外的机构抢先对已经取得的非典研究成果申请专利。
5月29日，北京非典报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仅为9人。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也宣布，以临床救治、防护与预防措施应急科技攻关为重点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结束，并取得一系列进展。至此，我国非典科技攻关工作重心正由应急部署，全面启动转为协调督导，重点突破；从短期应急转为中长期科研以及公共卫生、科研能力建设。
6月2日，内地非典确认病例首次零报告。但人类对非典病毒的特性、传染规律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科学家到现在还没有研发出可以防治非典的特效药物和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坦言：“非典是21世纪第一种严重而容易传染的新疾病，对这种疾病，我们所知相当不足，也极度迷惑”。研究人员认为非典病毒的生存能力，传染能力以及传染途径都大大超过人们的原先估计。冷静看待目前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心劲不松，警惕不懈、斗志不减，不为疫情一时一地被控制的表象所麻痹。抗击非典的各项工作还在继续，非典科研任重道远。
二、审视抗击非典转变过程的思考
思考一：最近十多年里，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依法行政机制还不健全，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事权并没有详细规定，没有完善的行政法，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职责十分模糊，人们不知道依照法律应该要求官员做些什么，政府官员也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在应急状态下，一旦权限冲突，没有很好的解决机制和协调机制。使得控制非典的运作一时出现紊乱无序，导致了最初的贻误战机。在实行严厉的官员问责制和中央政府硬性行政命令的高压下，在那此习惯于对领导权威和行政命令的依赖和等待的政府官员中，便出现了军令状和“唯零指标”现象，一些并无法律依据的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措施也就应运而生，显示出政策的僵化和非科学性、非理性色彩，也体现了现有法律对政府官员的约束的不可靠性。实际上，在没有搞清疫情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没有弄清SARS的发病机理的时候，立军令状与唯零指标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迷信意识，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迷信，将权力摆在科学的对立面的行为。遗憾的是，这种貌似悲壮，实则涉嫌作秀的行为不仅有着深厚的土壤，而且颇受推崇，在安全生产、在综合治理、在抢险救灾、在反腐倡廉、以至在这次抗击非典都是如此。
思考二：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职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目标。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下放了很多，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基础性的企业家力量和基础性的市场经济结构，积累了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但在社会领域，在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又高度集权，基层社会和政府自主治理的结构虽有发育，但运作空间、成长水平非常有限，公共卫生事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企业家成长环境不良，使得地方政府在面临紧急公共问题时，缺少帮手，失去控制当地紧急公共问题的最佳时机。事实上，在这个高度关联的社会里，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经济发展，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GDP的增长未必就会直接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毕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非政府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改善民众生活。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是共同服务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最高目的的。因此，要改变那种对政府和官员的绩效只关注当地的GDP，而把公共服务等方面放在次要的评价标准和传统习惯，使得政府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来。必须改革公共安全事务以条为主的体制，把部分决策权下放到以块为主的地方政府手中。政府权力要在社会领域里松绑放权，给社会组织结构发育以重要空间，给NGO（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组织和“公共”企业家的发挥作用提供更多机会。
思考三：最近若干年，政府政务信息开始透明化运作，但因力度不够，经验不足，信息管理体制同开放社会的建设要求有严重的不相适应性，政策选择往往在开放信息还是控制信息之间徘徊。至于控制还是开放，则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感觉，公开的内容往往按行政部门的需要来进行。传统的将公开信息视同于新闻宣传的做法根深蒂固，把重大社会事件和突发事件的披露，纳入到传统意识形态的管理范围中，以宣传管理方式来左右信息的发布，只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作为是否发布信息的标准。就非典问题来说，开始时控制信息，信息的缺失和不对称反而使流言四起，公众恐慌，导致失控。当政府如实公布疫情，宣传其严重性和有效隔离措施之后，百姓在瞬间惊恐之后，对政府为抗击非典作出的每项决策都在无条件地配合，同政府保持一致的行动，对防止非典扩散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由此证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成正比例的。政府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公信力，必须在掌握全面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履行公开信息、披露真相的特殊义务。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信息公开、透明、真实是稳定人心，赢取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树立高效、透明和负责政府形象的有力之举。同时，在信息化世界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加入了WTO，在信息公开上与世界接轨，必须遵守WTO的公开性原则、透明度原则等世界游戏规则和交往规范，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不仅我国公民有知情权，在同一地球村的世界公民也同样有知情权。遗憾的是，我国的公共信息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知情权尚未写进我国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既或是正在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因其法律位阶的限制，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受到限制，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规定和解决。因此仅有条例是不够的，应当上升为法律。
思考四：此次抗击非典，从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采取了各种紧急对抗措施预防和遏制疫情的蔓延，民众也予以自觉遵守和配合。这些措施故然对于预防和控制疫情起到明显的效果，但我们绝不能仅以客观效果来评价政府的行政行为的恰当性，这当中的很多措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权利都有所转移和限制，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重新予以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甚至涉嫌执法违法。虽然说，国务院继将非典列为我国法定传染病依法进行管理之后，又紧急制定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建立统一、高效、权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表明了政府部门已经将部分紧急状态的处理纳入法治的轨道。但是，抗击非典所暴露的是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滞后导致了应急系统的不完善。由于在紧急状态下，原有的和谐的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甚至已经被破坏，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各种自由遭到了重大威胁，死亡和动荡是这种状态下社会的经常现象。宪法对于紧急状态下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分配采取了不同于正常状态的方式。具体而言，紧急状态需要权力高度集中行使，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并下达命令，而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则受到多重限制，社会资源必须随时听从权力的调遣。因此，作为一种满足应对紧急状态危险需要的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予以分配的紧急状态法律的立法权限和法律位阶都不是《条例》所能及的。为了应对以后还会出现的种种紧急状态，国家必须在修改宪法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使紧急状态中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公民权利限制获得宪法和法律依据，防止紧急权的滥用甚至恶用。
思考五：以科学的精神面对非典的挑战，尊重科学规律，坚持科学精神、科学领导、科学决策、科学导向，是此次抗击非典的成功之处。在应对突发性的、可能对社会造成较大危害的各种危机时，坚持科学态度，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这是由危机涉及领域的复杂性、专业性所决定的。在很多情况下，地震专家、气象专家、生化专家、水利专家、医学专家、军事专家以及别的方面的各种专家的作用，是其他人所难以替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克服危机的第一胜数。但是，政府在应对危机上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不仅于此，能否依靠科学决策，引导民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疾病，以科学的方法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此次抗击非典而言，在疫情初发阶段，尚未查清非典的病原为何的情况下，便在网上和报纸上推出专家介绍板兰根、熏醋可以预防非典，引起了一场抢购风波。之后，又是一条被广泛引用之后已被证实为谎言的关于“北京西域区发现了3只可能感染非典的狗”的报道，引起了北京的“犬慌”，迅即在全国很多城市掀起了整治宠物的高潮，一些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捕杀无证犬和禁止有证犬出入公共场所的规定。这种轻信谣言不负责任的打猫杀狗的荒唐行为，反映出政府决策有悖于科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不仅无助于防治非典，而且还影响了政府形象。紧接着，有关SARS病毒很有可能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研究报告，又使果子狸遭到了灭顶之灾。有鉴于此，我国又拟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对禁食野味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这种矫枉过正笼统地规定禁食野生动物，又很有可能会人为地破坏生物链，造成某种动物的泛滥。因此，在反思抗击非典的所暴露出来的中国科研制度的弊端，提出改革中国科研制度，建立能适应市场挑战，顺应世界科研发展及应对科研危机的机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科学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的政府及官员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崇尚科学理性，追求科学公正的良好氛围，这就是既不盲从，也不偏听，更不利用一些冠以“科学”之名来实现某种瞒天过海、文过饰非、误导公众的意图。在抗击非典如此，在政府的规划决策以及其他一切事务中，都应如此。这也许才是最具有实际和深远意义的。
二00三年六月十日
作者系泉州市公安局油城分局副局长、
福建省警察学会第二届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