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抵押问题的批复

1985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宁法发字第60号关于张广德、贺金熬、徐凤英诉段秀琴、段文强房屋抵押申诉案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房屋抵押不同于房屋典当。因此，“将抵押借款改为房屋典当”，比照《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处理不妥，应按清偿抵押借款处理为宜。

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广德、贺金熬、徐凤英诉段秀琴、段文强房屋抵押申诉案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近，我院受理张广德、贺金熬、徐凤英诉段文强、段秀琴房屋抵押纠纷申诉一案，因现行法律政策都没有明确规定，该案政策性又较强，为慎重起见，特向你院请示，现将案情和我们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
申诉人：张广德，男，汉族，55岁，宁夏银川市人，现为银川市时新服装厂干部。
申诉人：徐凤英，女，汉族，59岁，宁夏银川市人，银川市时新服装厂退休工人。
申诉人：贺金熬，男，汉族，59岁，宁夏银川市人，银川市工艺美术厂干部。
对方当事人：段秀琴，女，汉族，48岁，宁夏银川市人，住银川市裕民巷25号。
对方当事人：段文强，男，汉族，47岁，宁夏银川市人，银川市股份公司干部。
申诉人张广德、徐凤英、贺金熬因房屋抵押纠纷一案，不服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82）银中法民二审字第57号之判决，向本院提出申诉，其主要理由是：1955年2月我们3人与段连成订立抵押借款合同，言明时间为一年半，到期各清手续。事实段家到1982年才提出各清手续，20多年房屋几经翻修，原房早已不存在等等。要求高院公正处理。
经本院审理查明：对方当事人段秀琴、段文强之父段连成于1955年2月将向阳街95号院内私房六间分别以160元、150元和160元抵押给张广德、贺金熬和徐凤英3人各二间（张广德2间，实用面积共14．7平方米，抵押金为160元，贺金熬2间，实用面积15平方米，抵押金150元。徐凤英2间，实用面积16．2平方米，抵押金为160元，均为土木结构）。有当时借款抵押合同为证。抵押期限为1年半，双方同意到期各清手续。1973年段连成死亡前未提及此事。段连成系房产主，有房屋22间，1959年房改时除留给段家5间外，改造17间（不包括6间）20年来，6间房屋多次翻修，张广德2间房翻修一次换墙一堵，换门、窗各一个、大梁一根，粗略估计花修缮费200元左右。贺金熬换墙一堵，换窗一个、大梁一根，花修缮费180元。除凤英修墙二堵，花修缮费330元左右。
二、处理意见
段连成系房产主，如1956年下半年到期将六间房屋清偿借款搞回去后，1959年银川市私房改造时肯定要被改造，段家为了逃避改造有意不履行抵押借款合同，且届满逾期达26年之久，这样的低押借款合同我们认为是无效的，该案所争议的6间房屋原系土木结构，住户翻修多次，所花修缮费已超过原抵押借款合同的金额。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将抵押借款改为房屋典当较为适宜，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房屋问题之（6）点房屋典当关系，典期届满逾期10年原则上应视为绝卖之规定精神不准回赎，房屋所有权归申诉人张广德、贺金熬、徐凤英3人所有。妥否，请批复。
1984年11月14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思考


姚志阳
　　

提纲：
　　一、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1、从一起纠纷看诚信缺失。
　　2、中国的信用状况。
　　3、诚信危机的成因。
　　三、为信用社会打造法律基础。
　　1、信用是一种权利。
　　2、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遏制失信。
　　3、信用共享呼唤法律基础。
　　4、完善个人信用制度。
　　5、完善与消费信贷有关的法律、法规。
　　6、促成信用开放与共享。
　　四、建立信用体系的内容。
　　1、加强市场主体——企业的信用建设。
　　2、建立健全个人信用体系。
　　3、健全各类中介机构的信用体系。
　　4、强化政府信用的导向作用。

　　信用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培养公民的诚信品德是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推进的重大问题。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诚信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能产生现实生产力，转化成有形的财富。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它关系着个人的生存与国家的发展，轻视不得。
一、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信用是人类文明的果实。它体现了最根本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必备的道德理念与法律意识，它是整个社会交往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没有信用就没有交换，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行。市场经济需要信用，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
信用是维系商品交换的基本前提。众所周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交换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产品交换，其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双方都是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构成互相信任的经济关系。任何一方不守信用，就会使等价交换关系遭到破坏。市场经济愈发达就愈要求诚实守信，没有信用，就没有有序的市场；没有信用，一切经济活动就难于健康发展。如今，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由于出现信用危机，商品交易行为甚至倒退到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状态，信用危机不仅毒化了社会风气，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还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如果市场主体在办理注册登记时，隐瞒真实情况，虚假注册，“三无企业”混入社会经济细胞中；如果企业在有关经济活动中故意抽逃资金，拖欠账款，逃废银行债务，恶意偷税欠税；如果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做假帐、搞假破产等等，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变成一种无序的混乱经济。所以，当信用关系遭到破坏时，市场经济赖于存在的基础就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就会出现一片混乱。
信用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诚实守信日积月累就能够形成良好的信誉，而拥有良好的信誉就会在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信誉是无形财富。这种无形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甚至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一个企业缺少资金，可以借贷；而缺少信用，却无法借贷，只能靠自己痛改前非，慢慢恢复信用。当然，个别不讲信用者可能得益一时，但不可能得益于长久；可能得益于一事，但不可能得益于全部。纵观历史，横看世界，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能够长久立足；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也没有一个不讲信用的国家能够兴旺发达。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1、从一起纠纷看诚信缺失。前不久，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了沈阳时代广场酒店在全国秋季糖酒商品交易会期间与河套酒业集团的纠纷。诚信缺失问题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报载，２００２年６月，时代广场酒店与河套酒业签订了２００３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的《会议租房协议书》，就河套酒业租用酒店和宴会厅场地作了明确约定。按照协议约定，河套酒业先后分三次将协议所规定的款项如数汇给了时代广场酒店。之后，河套酒业又分别于２００３年８－９月共四次致函时代广场酒店，告之河套酒业所要使用的房间、会议场地及时间。到了２００３年９月底、１０月初，河套酒业要求进驻酒店布置会场时，时代广场酒店却将原本租给河套酒业的部分用房和场地“一女二嫁”，租给了第三方，并告诉河套酒业，如现在需要场地，只能安排在店内一桑拿洗浴中心进行，别无其它办法。
由于时代广场酒店未事先明确告诉河套酒业这一情况，在此之前，河套酒业已在许多媒体上刊登出新闻发布会、招待会的举办地址，因而，河套酒业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交涉无果后，通过沈阳市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协调，但依然不能解决。河套酒业于１０月４日上访辽宁省委和省政府，之后，又向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时代广场酒店赔偿经济损失１１２万元，并在指定媒体上发表致歉声明。
不难看出，发生沈阳时代广场酒店之风波，其诱因是钱在作怪，其本质是缺乏诚信。河套酒业与时代广场酒店的合同纠纷有待有关部门裁决，但此纠纷留给人们的思考值得重视。诚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人无诚信不立，业无诚信不兴，社会无诚信不稳，市场无诚信就难以健康稳定发展。西方一位哲学家说过：丧失了财富，可以说没丧失什么；丧失了健康，等于丧失了某种东西；当丧失品德和诚实时，就一切都丧失了。所以，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诚信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作为ＷＴＯ正式成员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在市场规则方面就必须与世界接轨，尽快建立起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秩序。因而，诚信问题就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2、中国的信用状况。
　　目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中存在极其严重的信用危机。不少企业对诚信的违反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故意违反。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本身就不具备诚信意识，不根据诚信准则行事。为了谋取自己的短期利益在经营过程中自觉不自觉违背了诚信的原则。（2）有些企业自身比较重视诚信，却能容忍其他企业的无信。据有关资料统计，对贿赂客户的容忍率为71.3％，对短斤少两的容忍率为55.4％，对打不实广告的容忍率为55％。这样的容忍度无疑为“无信”提供了温床，助长了无信之风的蔓延。（3）组织诚信与个人诚信的冲突。在市场经济发展并不充分、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处于失范的状态，利益失衡。在企业与经营者，企业与职工，经营者与职工，企业与国家，企业与消费者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均存在不平衡。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组织诚信往往会与个人诚信发生冲突，最终既影响个体又影响组织。
　 3、诚信危机的成因。
我国是一个讲究“德”的国度，很早就有“正其道以某其利，名其遭以计其功”之说。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信用危机却表现的如此突出，究其原因如下：
　　首先，是信息的非对称性。交易双方所了解的信息不对称，双方可能了解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方不利的信息，从而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在交易过程中做出利于自己的选择．而且在隐蔽成本小于其所带来的收益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会大量发生。
　　其次，是信用基础薄弱，产权改革不到位。市场主体的自有财产是他们承诺付还债务的信用基础。而在我国的产权结构下，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处于失范的状态。改革后，各市场主体的经济地位相对独立，但是对国有企业而言，很大一部分还并不是以自己的财产承担债务责任的经济主体，他们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经营管理活动，道德风险也就由此而生。
　　再次，是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过渡的特定时期，虽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多是粗线条的，法律本身的可操作性以及实际被遵守的程度均与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其结果是诚实信用的传统道德受到冲击，于是我们在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各种市场法制规则不断完善，市场运行有法可依；另一方面部分市场主体个人信用沦丧。最近接连发生“银广夏事件”和“仪科惠光案”都是信用危机的显著体现。更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信用不足”。
　　最后，政府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无信行为。地方政府—方面为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常常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而一旦出现问题又推卸责任；另一方面，不少政府部门干扰执法，纵容包庇不如期归还债务的企业或个人，特别是本地企业和居民，客观上也助长了这一不正之风。
　　三、为信用社会打造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