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刑事法没有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理论及实践对此有一定争议，实践中多以关系网、准备行为及结构性组织作为认定有组织犯罪的指标。法国最新的刑事立法对有组织犯罪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列举，在种类上，有组织犯罪包括恐怖犯罪、本质上是有组织的犯罪以及由“组织帮”实施的犯罪，对这些有组织犯罪，刑法典规定了更严厉的处罚，同时，为了提高有组织犯罪的侦查效率，加强有组织犯罪的证据收集能力，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特别的处理程序，以及司法合作者制度。

　　【关键词】法国；有组织犯罪；惩治；立法动向；组织帮

　　一、法国有组织犯罪的界定

　　法国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由此导致理论及实践对此问题一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在理论上，有学者认为只有黑社会类型的犯罪才是有组织犯罪，这种黑社会表现为一个现实的实体：犯罪组织。这种犯罪组织具有明显的等级结构，其成员为追逐各种利益而集结成一体，他们各自分工明确，主要依靠暴力或贿赂实施犯罪。[1]另有学者认为，有组织犯罪需通过多项指标界定：行为由一群有共同目的的人实施；这一群人在等级结构中由一个权威机构支配；反复实施犯罪；犯罪的实施主要在于使用暴力及恐吓；犯罪的目的在于满足对合法市场上难于实现的财产或服务的追求。[2]

　　理论上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并没有得到立法及判例的全部接受。法国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但是有两个条文涉及到有组织犯罪，即第132-71条及第450-1条，前者对作为加重情节的组织帮（bande organisee）[3]进行了界定，后者规定了参加犯罪团伙罪。根据刑法典第132-71条之规定：“法律上的组织帮是指为准备实行一项或多项犯罪，并因实行了一项或多项具体行为而表明此种准备的任何已形成的团伙或为此而达成的协议。”[4]而刑法第450-1条规定的参加犯罪团伙罪也需要具备构成组织帮的要件，不过此罪主要是用以惩罚那些仅仅参加犯罪团伙而尚未实际实施其他危害行为的犯罪，实际上是将其作为一种预备行为惩罚，是法律上惩罚预备行为的特例。

　　组织帮作为加重情节是1981年2月2日的《安全与自由法》所设立。但是自那以后，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基本上没有出现此种加重情节，实际上，最高法院是将对组织帮的认定交由基层法院的法官处理。基层法官们并不积极寻求刑法典规定的组织帮定义的每一个要件。例如，关于协议的目的，最高法院曾明确表示：“如果认定盗窃由组织帮实施，必须是由团体实施的，或以前为准备实施此犯罪而约定实施的。”[5]然而，基层法官更倾向于采纳这样一些表征以界定组织帮：关系网（un reseau relationnel）、准备行为（des actes preparatoires）、结构性组织（une organisation structuree）。

　　关系网是指多人为实施犯罪而建立的关系网络。在最高法院那儿，组织帮的加重情节的特征在于关系网的存在。有一个上诉法院认为，在认定行为人参加犯罪团伙罪时，“犯罪人必须是明确地以关系网的形式与其了解的具有销售其有价值物品的一定声望及能力的专家共同工作。”[6]

　　准备行为是指能表现所建立协议或成立的组织的行为，同时，准备阶段的行为还强调预谋犯罪特征。例如，最高法院认为，运货的准备会议的次数、被告人多次转移、进行具体操作的具体细节等，可以据以认定组织帮要素的齐备。同样，还可以从其成员之间频繁多次电话通话、参与组织毒品进口的“工作会议”具体认定组织帮。[7]对于有沟通行为（交谈、会议等）的情况，并不存在特别问题，然而，这种沟通本身尚需要其他具体行为证明。例如欺诈罪，有一上诉法院就通过认定三人商讨以虚假姓名、虚假身份、非法使用劳动力进行欺诈，而构成组织帮加重情节。

　　结构性组织标准表明了上述两个标准的结合，即在关系网中实施具体行为。有判决认为多个要素的结合，如人员的多数性、准备行为及“人人各负其责的组织”的存在，才能认定有组织犯罪。基于同样理由，有一个法院根据成员之间分别分担不同职责，运送、租车、寻找隐藏场所等，而认定组织帮加重情节。[8]结构性组织在其最上端往往具有权威的领导机构，其内部机构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总是以组织成员分别担任不同职责为特征，而权威机构之下是否具有内部等级则并不重要。有一个上诉法院因此认为，个人与其共同被告人分别担任运输者、供货者或买货者，他们就构成一个以其为中心的贩运毒品的具有组织帮特征的关系网络。[9]在此组织中，该行为人处于核心地位，但是各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并没有等级划分。

　　总而言之，组织帮的概念需要具有人员多数性特征，各成员之间需要通过交流沟通而保持其关系网。这一概念对立法者列举犯罪组织及有组织犯罪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学者及实务工作者一般倾向接受国际条约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这些国际条约中较为有名的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及《阿姆斯特丹条约》，尤其是巴勒莫公约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承认。该公约将有组织犯罪集团界定为：“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这个公约强调了有组织犯罪的两个重要特征：人员的多数性（3人以上）及行为的严重性。

　　二、法国有组织犯罪的范围

　　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及各犯罪本身的性质，下列犯罪一般被认为属于有组织犯罪。[10]

　　第一，恐怖犯罪。恐怖犯罪是比较典型的有组织犯罪，也是法国刑事法比较早惩治的有组织犯罪。在法国立法上，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早于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立法的第一阶段。[11]1986年9月9日的第86-1020号《打击恐怖主义法》，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加一条，即第706-16条，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在对以威胁或恐吓手段实施的目的在于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与单独个人行为或集体行为相联系的下列犯罪进行追诉、预审及审判时，适用本法典规定的规则。”该条共列举了约40个罪名，这些犯罪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便可以恐怖主义犯罪予以惩处。在刑法典修订时，则将这些涉及恐怖主义的犯罪独立规定于刑法典第421-1条中，并对其加重了处罚幅度。

　　另外，除刑法典第421-1条的规定外，其第421-2条还特别规定了其他由恐怖主义者实施的恐怖型的犯罪，此即所谓的“生态恐怖主义”（terrorisme ecologique）；第421-2-1规定了参加恐怖组织罪（1994年刑法典设立，1996年7月22日法修订）；第421-2-2条规定了资助恐怖活动罪（2001年11月15日法设立）。

　　第二，本质上是“有组织”的犯罪。这是一类犯罪，即那些被认为只能由特定组织才能构成的犯罪。这首先包括恐怖犯罪，除此，还包括刑法典特别规定的毒品交易罪（刑法典第222-34条及以下）。同时，还有一些加重情节的轻罪，如贩卖人口罪（第225-4-2条及以下）、淫媒罪（第225-7条及以下）、敲诈勒索罪（第312-6条及以下）、伪造货币方面的犯罪（第442-1条及以下）、洗钱罪（第324-1、324-2条）、窝藏罪（第321-1、321-2条）等。立法者一般认为这些犯罪常常由具有一定结构性的组织才能实施，危害性也更大，因此对这样的犯罪，打击须更加严厉，也需要适用特别的诉讼程序。

　　第三，由组织帮实施的犯罪。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特别列举了一系列犯罪，这些犯罪要么是重罪，要么是当处10年监禁刑的轻罪。这些罪中除恐怖犯罪和本质上属于有组织的犯罪外，其他犯罪本来并不是有组织犯罪，但是当其由组织帮实施时，即具备组织帮的加重情节时，便被视为有组织犯罪，刑罚更加严厉，尤其是要适用特别的诉讼程序。《刑事诉讼法典》第706-73条列举的犯罪有：故意杀人罪（刑法典第221-4条）、酷刑与野蛮行为罪（第222-4条）、毒品交易之重罪及轻罪（第222-34-222-40条）、绑架罪及非法拘禁之重罪及轻罪（第224-52条）、盗窃罪（第311-9条）、毁坏、破坏与损坏财产罪（第322-8条）、涉及武器方面的轻罪（1871年6月19日法第3条，1939年4月18日法第24、26、31条，1970年7月3日法第6条，1972年6月9日法第4条）、帮助外国人非法进入、通行及居留于法国之轻罪（1945年11月2日法第21条第1项第4款）、非正当收入罪（第321-6-1条）等。

　　第四，有组织犯罪的预备行为。这主要是指《法国刑法典》第450-1条规定的参加犯罪团伙罪（l'association de malfaiteur）以及刑法典第221-5-1条规定的对“犯罪协议”的处罚。[12]为了更有效地对有组织犯罪进行打击，刑法特别规定了这种由预备行为而构成的犯罪。法国刑法原则上不处罚预备行为，因为预备行为不能确定具体性质，另一方面处罚预备行为还会促使犯罪人将预备行为付诸实施，这将更不利于对社会的保护。[13]但是由于有组织犯罪的危害的特别严重性，刑法便在其第450-1条规定了参加犯罪团伙罪。

　　三、有组织犯罪的处罚

　　由于有组织犯罪种类繁多，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对不同的有组织犯罪也规定了不同的处罚措施。

　　（一）恐怖犯罪的处罚

　　由于深受恐怖犯罪之害，法国政府近几十年不断加大对恐怖犯罪的打击，并重视打击恐怖犯罪方面的国际协作。自1986年至今，已经多次通过专门或者主要打击恐怖犯罪的法律，如1986年9月9日法、1996年7月22日法、2001年11月15日法、2006年1月23日法等，还有其他一些法律、法令，尤其是2004年3月9日的Perben Ⅱ法，也涉及恐怖犯罪的惩处。

　　当前法国刑法典第421-1条规定：“下列犯罪，在其同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故意采取威胁手段或恐吓手段进行的单独个人或集体性攻击行为相联系时，构成恐怖活动罪。”并列举了7项共涉及至少40条罪名。这些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侵害人身犯罪；盗窃、诈骗、损害财物等财产犯罪；431-13-431-17条规定武装团伙实施的犯罪；武器、爆炸物或核物质方面的犯罪；与上述犯罪相联系的窝藏犯罪；洗钱犯罪；《货币与金融法典》第L.465-1条规定的犯罪。对这些犯罪，刑法典特别规定要加重处罚。根据法国刑法典第421-3条之规定，“第421-1条所指犯罪，在其构成恐怖活动罪时，当处之自由刑依下列规定加重处罚之：当处3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无期徒刑；2.当处2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30年徒刑；3.当处15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20年徒刑；4.当处10年徒刑之犯罪，加重为15年徒刑；5.当处7年监禁之犯罪，加重为10年监禁；6.当处5年监禁之犯罪，加重为7年监禁；7.当处3年监禁之犯罪，加倍处罚。”

　　除421-1条对恐怖犯罪的基本规定外，刑法典还同时规定了其他恐怖犯罪，包括第421-2条的“生态恐怖主义犯罪”、第421-2-1条的参加恐怖组织罪、第421-1-2条的资助恐怖活动罪等。其中第421-2-1条规定：“在空气中、地面、地下、食品或食品原料中、水中，其中包括领海水域，施放足以危及人、畜健康或自然环境之物质的行为，如果故意与以严重扰乱公共秩序为目的的采用威胁或恐吓手段进行的单独个人或集体性侵犯行为相联系，也构成恐怖活动罪。”对于此生态恐怖主义犯罪，刑法典第421-4规定了处罚：“第421-2条规定的恐怖犯罪，处以20年徒刑及350000欧元罚金；当该行为导致一人或多人死亡时，处以无期徒刑及750000欧元罚金。”并且本条规定的犯罪也适用刑法典第132-23条前两款关于保安期的规定。对参加恐怖组织罪及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典第421-5条规定“处以10年监禁及225000欧元罚金”。对于恐怖组织的指挥者或者组织者，则“处以20年徒刑及500000欧元罚金”。资助恐怖组织罪未遂的，处相同之刑。第421-6条规定：当恐怖组织或协定的目的在于准备实施下列行为时，其刑罚提高至20年徒刑及350000欧元罚金：1.第421-1条第1款所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侵害人身之重罪；2.第421-1.条第2款所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以爆炸物或燃烧物毁坏财物之犯罪；3.实施第421-2条规定的恐怖犯罪，当足以导致一人或多人死亡结果的。对此条所规定的行为，其指挥者或组织者处以30年徒刑及500000欧元罚金，并且上述规定所涉及的犯罪也适用关于保安期之规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做好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保监厅发〔2009〕39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综治委的正确领导下，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中央综治办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与综治成员部门协调配合，建立互动机制和合作平台，将保险创新与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机结合，协助解决社会治安领域的突出问题，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这对保险业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全方位、深层次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行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紧密围绕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观念，在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工作方针，全力推动行业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二、继续深入推进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

开展平安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保险业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平安建设，预防和减少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支持参与灾后重建，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协助化解社会矛盾和加强社会管理，对于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平安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今后一段时期，要继续贯彻《中国保监会中央综治办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工作目标，把握工作重点，深入推动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工作。

积极发展责任保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做好落实保监会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贯彻落实工作，积极推动火灾、安全生产、校方责任、环境污染、产品质量、旅游、医疗等领域责任保险发展。继续完善交强险配套制度，改进完善交强险互碰自赔快速处理机制，保障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依托“三农”保险业务，广泛参与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在试点基础上，推动农房保险、农民工意外保险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村信贷的联动机制，为缓解农民“贷款难”服务。加强“三农”保险机构和网点建设，建立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加强与气象、水利、畜牧等部门合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农业防灾防损水平。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结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积极探索保险业参与和服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途径和有效模式，为完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服务。

加强警保合作。认真总结推广部分地区开展“治安保险”的做法，把居民财产保险与治安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协助解决社会治安管理问题，切实提高社区治安防范水平。

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妥善处理各类重大风险事件。发生重大灾害事故，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查勘理赔，在切实履行保险赔付责任的同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受灾企业和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认真总结奥运保险保障工作经验，积极为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国际重大活动提供有力风险保障。

三、建立完善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服务流动人口管理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保险业要紧密结合实际，将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建设作为保险业进一步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因地制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多种模式的农民工保险试点，取得成功后推广。积极开发适合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投保的农民工补充养老、补充医疗等险种。加强管理和服务，以意外伤害、补充医疗等为重点，全面推动农民工保险发展。要积极配合国家稳定和促进流动人口就业政策，吸纳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员进入保险业工作，缓解流动人口就业压力。

四、着力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切实做好保险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今年以来，在各保监局和保险公司的积极努力下，保险市场秩序有所好转，但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仍比较突出，广大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意见依然较大，也积累与形成了不少矛盾纠纷。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全保会和一季度监管工作会议、一季度监管情况通报会精神，下大力整治保险市场秩序，尤其是要突出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的综合治理，积极创新保险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各保监局和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完善各种制度与机制，做实基础服务工作，有力推动矛盾纠纷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防范的转移。各保监局要加大查处侵害被保险人权益违法违规案件的力度，切实维护被保险人利益。各保险公司要督促分支机构认真落实有关政策与规定，积极预防纠纷，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好纠纷，坚决及时化解好纠纷。

五、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体制机制

各保监局要加强对当地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支持鼓励保险机构扎实深入开展工作，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和综治部门汇报工作情况，协调解决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困难和问题。各保险公司、保险行业协会要结合实际，拓宽思路，创新产品，改进服务，加强宣传引导，努力实现行业创新发展和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双赢。

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经验做法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中国保监会报告。

联系人：张全意 温燕

电 话：010-66286091 66286037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五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