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关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的置疑
内容提要: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一样具有私权的属性。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而有其特殊性，以致于有些学者在不否认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的前提下提出了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并试图用该理论来解释一些知识产权面临的新问题。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理论是对私权理论的一种错误的解读，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不会也不可能改变或者会具有双重属性。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是私权。“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种平衡的结果”。[1]这表明知识产权是私主体所享有的财产权，可以归入民事权利范畴。
但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知识产权客体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可否认，虽然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是知识产权理论创新的大胆尝试，对于完善和发展知识产权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是对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一种错误的发展和创新。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它不可能公权化。如果知识产权真的有公权的属性，那它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产权，就应该划归别的部门法调整了。
一、“知识产权公权化学说”的理论依据
在“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支持者日趋增多的背景下，探求这一学说的客观背景或者说理论依据，是反思这一学说合理性的基础。
（一）依据之一：知识产权的公法化趋势
由于国家干预的广泛出现，导致了公法、私法的融合以及公权、私权的权利竞合。原有的私法中由于引入某些公法条款，以至于知识产权、矿业权、水权等权利形态受到大量公法规范的规制，凸显出强烈的公权色彩。而知识产权是“公”、“私”融合过程中公权、私权的权利竞合最为明显的一项权利。[2]
私法公法化在知识产权制度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主要是因为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与公法的关系较为紧密。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权力的介入较为普遍和更加深入，这也是被认为私法公法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私法公法化是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不能解决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方法。这一方法主要是应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变大而导致的社会财富不能物尽其用的问题，另外也是为了调和日益加深的社会深层次矛盾不得不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法律层面上就产生了私法公法化现象。而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则抓住这一特征，认为私法公法化过程必然会带来或导致知识产权的私权公权化趋向，有的学者还认为这种趋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社会化”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最终知识产权中公权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依据之二：国家授予与确认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认为，“政府角色”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授权行政机关对知识产权的具体权利客体进行形式审查和审查。[2]其实本质上知识产权受到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干预和限制从知识产权的产生到结束都可以见到国家公权力的影子。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干预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的确权、流转、变更等过程中都需要国家行政机关来确认。甚至知识产权的保护中也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的干预，包含责任追究中行政责任占有重要的地位。知识产权的限制主要表现在因社会公众的利益或其他原因而对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做出的某种必要的限制。虽说其他民事权利也会受到某些限制，但都没有知识产权受到的限制范围更加广泛。也许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受到如此大范围和程度上的干预和限制更加容易具有公权属性。
（三）依据之三：社会公益与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法是平衡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的调节器，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需要由公权适时介入进行调整。知识产权这一私权存在公权的渗透、知识产权法需要在知识产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达成利益平衡，从这一意义上说，源于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属性。[3]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是其为社会公众获得和利用知识与信息使社会文明得到进步和发展。在这一层面上，如果没有国家公权力的干预和控制，社会公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就会被大大限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干预和控制过多会导致保护不力，又会使权利人无法从中获利，打击其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总体上还是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知识产权利益平衡机制就是在国家公权力干预和权利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合适的中间点，即保护权利人获得合适的回报，也使得社会公众利益不受影响，这体现了公法和私法一定程度上的整合。
二、“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的合理性反思
对于“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赖以提出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进行合理性反思，可以发现，上述支持“知识产权的公权化”的理由颇为脆弱，难以支撑这一日渐有影响的理论学说。
（一）合理的置疑：私法的公法化能否等于私权公权化？
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起源于罗马法。乌尔比安的《学说汇编》指出：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4]但是，现代意义上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却与罗马法时期的区别甚大。目前流行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大致有利益说、关系说、法律说。利益说认为，公权是关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各种权利，私权是关于私人利益方面的各种权利。关系说认为，公权是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利，而私权则是关于公民相互之间的权利。法律说认为，公权通常是公法上所确认的权利，私权通常是私法上所确定的权利。[5]此外，还有主体说、权力服从说等等。事实上，每一种划分标准都有其优点和缺陷。德国学者拉伦兹作过一个贴切的比喻：“在公法与私法之间，并不能用刀子把它们精确无误地切割开，就像我们用刀子把一只苹果切成两半一样。”[6]正因为如此，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无疑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更加难以判断。因而，一些学者便认为，私法公法化相应地导致了私权公权化。
应当说，私法公法化首先是西方世界主导下社会思潮的变迁在法律领域的反映。[7]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保护私权，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能物尽其用，由此导致许多社会矛盾，这种社会矛盾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一些新的理论便被提出来。私法公法化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
私法公法化的实质内容就是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这种干预是以前被认为是私法领域内的被“私法自治”理念所“保护”的领域。国家对私法领域的干预一般认为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限制了私法自治；二是产生新的法律部门。比如，劳动法，经济法等。这些法律部门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法。
那么私法公法化会导致私权公权化吗？我们认为，国家公权力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并不能改变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只是对知识产权的一种限制而已。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直至发展到今天，一直处于权利保护与限制的法律调整之中。将这种情形归结为现代法才有的“私权的公权化”，并得出知识产权也是公权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5]因此，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被限制后仍然是私权，不能也不会因为受到公权力的限制就有了公权的属性。
（二）对于公权力的干预与权利限制问题的反思
关于公权力的干预与权利限制的影响，是必须深刻反思的现实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清，正是“知识产权的公权化”学说出现的根本原因。
1、公权力干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其在各个环节都有公权力的存在。比如，知识产权的产生要由国家公权力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国家公权力的干预，等等。于是乎有些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不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公权的属性。
淮南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
淮南市人民政府令
第99号
《淮南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已经2005年6月6日市人民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朱季历
二OO五年六月七日
淮南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各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保证规范性文件质量，促进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下列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制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复适用的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守本规定：
(一)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室；
(二)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三)乡、镇人民政府。
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行政管理的组织制定规范性文件，适用本规定。行政机关制定内部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等，不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和临时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四条 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法制统一原则；
(二)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原则；
(三)职权与责任相一致原则；
(四)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原则；
(五)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
第五条 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一般称“规定”、“办法”、“细则”、“决定”、“意见”、“通告”。规范性文件内容为实施上位法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其名称前可冠以“实施”两字。
规范性文件可以用条文形式表述，也可以用段落形式表述。规范性文件的名称是“规定”、“办法”、“细则”的，一般用条文形式表述。
第六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行政机关公文办理的规定，按照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协调分歧、进行合法性审核、作出审批决定、签发公布等程序进行。因发生重大灾害事件、保障公共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等情况，需要立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经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简化制定程序。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相抵触。
规范性文件应当科学地规范行政行为，符合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第八条 除有法定依据或者国家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得在规范性文件中设定下列内容：
(一)行政许可事项；
(二)行政处罚事项；
(三)行政强制措施；
(四)行政收费事项；
(五)其他应当由法律、法规政机关规定的事项。规章或者上级行政机关规定的事项。
第九条 政府规范性文件由政府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具体负责起草，也可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部门规范性文件由部门内设机构起草，也可由其法制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职权的，应当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联合起草；联合起草的，一般应由一个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
第十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对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规范性文件所要解决的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或者拟规定的主要措施等内容进行调研论证。必要时应当召开专家论证会、听证会。
第十一条 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征求相关机关、组织和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草案内容提出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予以研究处理。相关机关对规范性文件草案内容提出重大分歧意见的，起草部门应当进行协调；协调不成的，报同级人民政府协调或者裁定。
第十二条 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一)报请审核的公文；
(二)规范性文件草案；
(三)起草说明(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的、依据、主要内容和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情况等)；
(四)征求意见的有关材料；
(五)起草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六)其他参阅材料。
其他行政机关发布规范性文件需要提供有关材料的，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起草、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对本机关提供的材料提出合法性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是否具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是否超越制定机关法定的职权范围；
(三)是否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四)是否与相关的规范性文件相协调、衔接；
(五)是否征求相关机关、组织和管理相对人的意见；
(六)是否对重大分歧意见进行协调；
(七)其他需要审核的内容。
第十四条 法制机构可以对报请审核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进行修改，修改过程中可以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
法制机构在审核修改过程中，对存在的分歧意见可以进行协调，或者报请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决定。
规范性文件草案不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制定机关或其法制机构可以将其退回起草部门，或要求起草部门修改、补充材料后再报请审核。
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经法制机构审核，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由法制机构报请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审批决定。
发布规范性文件，应当由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
第十六条 政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印发前，部门应将规范性文件送同级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提请审查的公函；
(二)规范性文件文本；
(三)规范性文件的说明；
(四)制定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行政机关的命令和决定；
(五)制定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 政府法制机构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并将审查意见书面通知制定规范性文件的部门。
第十八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的部门收到政府法制机构的审查意见后，应当认真研究吸收其所提出的意见。对主要意见不能采纳的，应当书面告知政府法制机构。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的，上级行政机关可予以撤销或者责令其自行撤销。
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未经同级政府法制机构审查不得印发。政府法制机构发现未经其审查而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撤销该文件，并在公开发布文件的载体上公告。
政府法制机构可以对同级政府部门制发规范性文件情况进行检查。
第二十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向社会公布，公布的方式应当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阅。
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但因保障国家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的，可以自公开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公布后，应当按照《淮南市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备案。
第二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的解释权，由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行使。
第二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规范性文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以及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调整情况，对已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及时进行修订或者废止。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5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