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水库供水调度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54号
《辽宁省水库供水调度规定》业经2011年2月24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4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一一年三月四日
辽宁省水库供水调度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库供水调度管理，保证防洪和供水安全及生态环境用水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水库供水调度，是指以水库为调蓄中枢，根据水资源的丰枯变化，为实现水库供水、防洪和保护生态等功能，有计划地控制水库蓄水、泄水的行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库的供水调度工作。
汛期、旱灾时必须采取的水库供水应急调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属水库供水调度工作。
第五条 水库供水调度遵循安全第一、统一调度、综合利用、保障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
第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下列资料编制防洪调度、兴利调度和生态环境用水调度计划（以下统称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
（一）经批准的水资源规划；
（二）水库规划设计报告；
（三）水库运行状况和主要技术参数及指标；
（四）当年来水量预测结果；
（五）水库管理单位编制的年度用水计划；
（六）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等有关部门编制的生态环境保护用水计划。
水库管理单位编制年度用水计划应当以与用水单位签订的用水合同为依据。
有关部门编制生态环境保护用水计划应当以科学的技术数据和基础资料为依据。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的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兼顾工业、农业、生态环境等用水需要。编制生态环境用水调度计划，应当充分考虑水库下游河道最低水位和生态环境用水流量。
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用水量变化情况调整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
第八条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编制灌溉供水期、汛期、枯水期的水库供水调度实施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水库管理单位应当按照批准的水库供水调度实施方案，做好水库供水调度准备工作。
第九条 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和实施方案及供水、防汛、抗旱等实际情况，下达水库供水实时调度命令。防汛期的水库实时调度命令，由防汛指挥机构下达。
水库管理单位按照水库供水实时调度命令实施水库供水调度运行，并按照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水库供水调度命令执行情况。
第十条 水库管理单位实施水库泄水，必须提前向受影响地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泄水量及泄水期，并通过水行政主管部门向受影响地区发布公告。
第十一条 水库管理单位负责水库工程设施养护，监测水库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对水库库区范围内的取水口控制设施实施管理。
第十二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水库管理单位向下游地区供给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用水。
第十三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规定，未依法编制水库供水年度调度计划、未依照年度调度计划和实施方案下达实时调度命令、未向受影响地区公告泄水量、泄水期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水库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不执行实时调度命令，或者泄水前未向受影响地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泄水量、泄水期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截留水库供水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责令其按照截留的水量缴纳水利工程水费；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1年4月1日起施行。
法院判决是一种权威决定，拒不执行必将影响到司法权威。有意思的是，号称世界上最有权威的美国最高法院，其早期的判决也难以执行：1816年，在马丁诉亨特的租户案中，最高法院宣布弗吉尼亚州已经执行30多年的没收外国人土地的《没收法》，以及禁止外国人在该州继承不动产的《继承法》无效，但弗吉尼亚州法院拒绝执行这一判决，认为在宪法上，联邦法院属于一个主权，州法院属于另一个主权，彼此互不相属，最高法院无权命令州法院做什么。1819年，在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国会有权在各州设立联邦银行，且州无权对联邦银行征税。该判决引起了州的普遍反对，俄亥俄州不接受判决，照常对联邦银行征税。一位州征税官甚至跳过联邦银行地方分行的柜台，从保险柜里拿走10万美元表示抗议。那么，美国最高法院是如何积累其司法权威的呢？
——保障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有助于赢得社会公众认同和信任。建国之初的美国最高法院地位式微，它对司法审查权的行使也比较审慎：1803年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首次宣布国会立法无效，1857年在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再次宣布国会立法无效，前后54年中它对国会立法仅行使了两次司法审查权；但对州立法它就不客气多了，截止到1825年，在建国之初的10个州中，每个州至少有一项州法被其宣布违宪。因而，美国早期宪政历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企图限制最高法院对州法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提案，有的主张授权参议院——而不是最高法院——审查所有涉及州的案件；有的主张判令一项州法无效时，应获得5名或者所有大法官的同意；还有的主张大法官们应分别撰写判决意见，当发现某一大法官意见和国会观点不符时，可以对其进行训勉；对坚持不改变意见的大法官启动弹劾程序。幸运的是，这些提案均未获得通过。而且，尽管美国宪法授权议会弹劾大法官的权力，但历史上议会仅发动了两次对大法官的弹劾，而且一次都没有成功。维护司法独立者认为，司法权应当由司法机关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据自己的规则独立自由地行使，这是司法的应然品质和内在逻辑，反对将弹劾用作“促使最高法院与议会和行政机关代表的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手段，一旦法院宣布某一法律违宪的判决出炉，就发动一次弹劾，免职一位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自身也不断抵御外界的干扰，努力保持司法独立。在建国之初，它就把自身定位在一个单纯的司法机构，拒绝接受国会分配的任何非司法性任务。如1792年，国会要求联邦巡回法院审理非法领取救助金的争议。大法官们拒绝承担这一职责，他们宣布，国会无权要求联邦法院承担这一非司法性职能。1793年，华盛顿总统向最高法院咨询涉及外交政策的有关条约法的中立性问题，大法官们也予以谢绝，由此确立了它不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传统。司法独立使最高法院赢得了人们的信赖，愿意将矛盾交由法律途径解决，并相信司法机关会作出公正的裁判并自愿接受裁判约束。
——政府机关及社会主要利益集团遵从判决将极大提升司法权威。司法权威要求绝对服从，抗拒执行是对司法权威的最直接挑战。特别是政府等权力机关不服从裁判，不仅使得社会公众消极抵触判决，甚至会以破坏性的方式积极抗拒法律。1832年3月3日，在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中，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宣布，佐治亚州法因侵害了联邦对印第安人事务的专属管辖权而无效，对伍斯特等人的有罪判决应予撤销并立刻释放。可是，佐治亚州对判决拒不执行，使得该案的上诉人伍斯特和巴特勒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对佐治亚州的行为杰克逊总统还公开表示支持，他嘲笑说：“约翰·马歇尔做出的判决，就让他自己去执行吧！”
佐治亚州藐视法律的行为很快引起其他州的效仿：1832年末，因为对国会通过的保护性关税法不满，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国会颁布的新关税法无效，因而其拒绝遵行。这让杰克逊总统的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他公开支持佐治亚州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他又将南卡罗来纳州废除联邦关税法的行为视为是叛国行为。杰克逊总统最终选择遵从最高法院判决，伍斯特诉佐治亚州案终于得以了结。
20世纪5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宣布南方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阿肯色、密西西比、阿拉巴马等南方州拒不执行判决，坚决反对黑人白人混校。阿肯色州州长奥尔弗·法柏斯甚至命令地方国民兵阻挡黑人学童进入当地学校就读，当地白人还包围学校制造种族暴力事件，企图阻止黑人学童到校上课。艾森豪总统毅然派遣美国第101空降师中的伞兵维持秩序，黑人学生们被军用吉普车送进学校，伞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刺刀朝外，护送9名学生步入校园。相关照片经报纸刊载，迅速传遍世界，令世人见识了联邦政府维护司法权威的决心。
——判决的公正公开是司法权威的重要获得途径。司法权威从形式上看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但其基础则是司法的公平正义。唯有恪守并实现公平与正义，司法才能为人们信赖和信仰。
美国最高法院不仅审判程序完全公开、透明，而且裁判从来不是简单地宣布某个当事人获胜。大法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解释自己在案件中的立场，向公众说明判决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判。如果最高法院内部存在分歧意见，异议者也必须解释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更有道理。公众最终看到的，是采用“法庭意见（一致和多数意见）”形式的判决。由多数意见构成的法庭意见居于判决书前部，而不同意见书处于其后的位置。在格式上首先会表明执笔或宣示法庭意见（即多数意见）的大法官姓名以及法庭意见分布格局。然后叙述案件事实概要、法律争议重点、下级审判经过；继而分段就争点论述判决理由并作出结论。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与协同意见或附合意见两种。所谓反对意见是指少数法官不赞同多数法官的决定所提出的少数意见。协同意见则是指少数法官对多数判决认定的结果表示赞同，但是对其判决的理由则有所异议，或者认为须另行增加理由，以强化其说理力度。
美国最高法院早期的部分判例由宾夕法尼亚州的著名律师亚历山大·J·达拉斯和费城地方法院的法官们一起义务汇编成册。1804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首席法官威廉·卡拉克编辑出版了《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汇编》，该判例汇编涵盖了美国最高法院1801-1804年的判决。那时，法律界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熟悉，普通民众更是知之甚少，唯一的例外是被报纸报道并引起广泛争议的马伯里案。之后，克拉克凭坚持这项公益性工作——将美国最高法院每年的判例汇编成册，直到十多年后国会任命专人编辑出版最高法院判例。在《卡拉克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的序言中，克拉克表达了他的期望，希望判例汇编的出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律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将最高法院判决公之于众，使其成为一个永恒的先例还可以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任何已决案件都是对法官的一种制约。除非有充足理由，他不能对同类案件做出不同判决；而且其正当理由他也希望为公众所知，从而阻碍腐败的产生。”
回眸美国的宪政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国大法官们也曾遭遇的判决不得执行的无奈，更可以感受到司法权威积累的艰辛。正如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指出：“如果你想寻找灵丹妙药，以迅速确立法院的权威，我真的没有。”司法权威的建立和维系并非易事，它需要司法机关水滴石穿般的努力和坚持，更需要权力机关对司法独立的呵护、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接受。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