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等


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2010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的通知

农质发[2010]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牧）、农机、畜牧、兽医、农垦、渔业厅（局、委、办），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供销合作社：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促进农资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在总结前几年农资打假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农资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制定《2010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现予以印发。请各部门加强配合，落实各项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行为，构建长效机制，规范农资市场秩序，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在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议，请及时与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斗争部际协调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联系。

　　电话：010-59192694

　　传真：010-59193157

　　附件：2010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二〇一〇年三月一日

附件：
2010年全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要点

2010年是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谋划“十二五”发展的关键一年，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的关键一年。农资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各地各部门要认清当前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化农资市场监管，狠抓大要案查处，构建长效机制，完善各项保障措施，规范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提高认识，充分认清农资打假面临的新形势
（一）农资打假是保障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去年以来，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回升向好，但国内外经济环境仍十分复杂，保持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高质量的农资是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基础，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加强农资打假和监管，切实维护农资市场秩序。
（二）农资打假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国务院专门部署了为期两年的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力争解决当前食品安全存在的突出问题。农药、兽药和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直接的影响，开展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对于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稳步推进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从监管队伍、制度、手段等方面入手，强化农资打假和监管，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源头保障。
（三）农资打假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内容。农资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做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是坚持以人为本和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强化执法，坚决打击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
（四）清理整顿农资生产经营主体。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审查农资生产经营主体资质，凡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不得进行农资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清查辖区内农资生产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加强对农资定点生产企业的检查，对资质条件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依法予以清理，对无证无照生产经营农资的坚决予以取缔。要规范农资物流运输等行为，不具备农资经营资格的物流企业不得变相经营农资，加强对农资交易会、展销会的监管。
（五）严格农资产品市场准入机制。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把农资产品生产源头和市场准入关口。农资产品生产经营须通过审定、登记、审批等许可，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标准和程序审核许可，严禁降低标准和越权审批。要突出源头治理，继续加大对生产源头的监管力度，加强证后的监管，强化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大捣毁制假窝点工作力度，切实加强市场整顿。要加强对许可生产经营的农资产品的跟踪监督和监测，研究制定农资产品的退出机制，对不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农资产品，按规定程序退出农资产品生产流通领域。
（六）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力度。各地各部门要依法明确农资市场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农资市场日常监管，加大日常执法检查的力度，保证农资监管工作不留死角。完善农资市场监管工作制度，建立完善农资经营单位档案。要根据各地农业生产实际，突出重点农时、重点地区、重点市场、重点企业、重点品种，有计划地开展各种专项行动，逐步解决农资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农资产品质量，维护农资市场正常秩序。继续深入开展禁限用农业投入品整治，对已公告停止生产使用高毒农药、禁用药物加大清缴力度，坚决查处生产、销售和使用禁限用农业投入品的违法行为。组织开展农机质量调查和补贴机具的质量监督，做好植保机械安全强制认证工作。继续抓好毒鼠强防范和清缴工作，克服麻痹大意思想，防止毒鼠强危害反弹。
（七）强化农资产品质量监测。要进一步完善农资产品质量监测制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农资产品质量监测计划，组织开展质量监测，扩大监测范围，依法及时公布监测结果。对群众反映强烈和问题突出的区域、产品、企业进行重点监测，对监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发布警示信息。
（八）集中力量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各地各部门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等各类农资违法犯罪行为，高度重视案件线索排查梳理工作，集中力量查处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案件。对涉及面广、造成重大农业生产事故、群众反映强烈的制售假劣农资案件，实行挂牌督办、联合查办，一查到底。对于线索明显，事实清楚的重大案件，公安部门要提前介入。积极鼓励办大案、办要案，完善大案要案激励机制。彻底查处各种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九）加强农资广告监管。要依法加强涉农广告的监管，严格农药广告的行政审查，进一步加大农资广告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坑农害农的虚假违法广告，重点查处涉及种子、农药、肥料和农机具等农资商品的虚假违法广告，维护农资广告市场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多措并举，大力推进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十）支持农资连锁经营。各地各部门要制定和完善优惠政策，加强指导服务，加快推行农资连锁经营。支持和鼓励农资企业直接到乡村设立连锁门店，提高连锁经营网络的覆盖面和统一配送率，畅通放心农资下乡进村的渠道。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直接对接连锁企业，为成员提供质量优良、价格优惠的农资产品。
（十一）构建信用管理平台。各地各部门要摸清农资生产经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农资生产经营单位数据库，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市场主体资格审查情况、消费者投诉状况、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及社会公众评价等信息，建立农资生产经营企业信息管理平台和诚信档案。对辖区内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分类管理，将严重失信企业列入重点监控对象，加强日常检查。
（十二）推进诚信制度建设。各地各部门要强化农资生产经营企业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索证索票、进销台账等制度。加强对农资生产经营者培训，提高素质，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增强诚信经营的自觉性。引导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成立行业协会，规范经营行为，实行农资质量公开承诺制，确保销售产品质量合格，做好售后服务，切实加强行业自律。
（十三）加强培训指导。要充分利用媒体宣传法律法规，组织力量深入到农村基层，传授识假辨假知识，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推介发布农资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引导农民在购买农资时索取票证，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资，保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加强保障，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十四）强化属地责任。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农资打假工作负全面责任，严格实行分级负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要积极开展农资打假和监管考核评价工作，对工作不力，发生重大假劣农资案件造成农民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的，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十五）强化部门配合。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提升整体监管效能。加强部门配合和上下联动，对涉及多个地区、多个部门的重大复杂案件，要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全面封堵，追根溯源，保证案件有效查处。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防止和纠正“以罚代刑”，确保对制售假劣农资犯罪的打击力度。
（十六）强化执法能力。要将农资打假和监管工作经费列入地方预算,增加投入，改善执法手段，提高执法能力。要加大培训力度，开展执法技能和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认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办案程序，不得以罚代管，严禁罚款放行。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依法快速、从严查处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农业生产受害面大的假冒伪劣农资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十七）强化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积极宣传农资打假工作成效和进展情况，组织有关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既要从正面宣传，又要曝光反面典型，对工作出色的典型进行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的通报批评，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农资打假工作的良好氛围。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及其对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启迪


饶世权
（西南交通大学 成都 610031）
TEL:(028)87601311 E-mail:rsq858@163.com
通讯地址: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南园21317#
作者简介:饶世权(1969~ ),男,四川仁寿人,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


[摘要]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这对我国进行审判制度改革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陪审团；公民自由；司法公信力；造法；法制教育；

美国陪审团制度从英国传入，至今在美国仍受到尊重，其原因除了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外，更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本文仅指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陪审团制度的功能

（一）陪审团制度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
陪审团被美国看成是捍卫自由的堡垒，陪审团制度通过二种方式捍卫公民自由：
一方面陪审团制度通过人民分享司法审判权，以权力制约权力，保障公民自由。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因现代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人囗众多、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等原因，现代民主都是间接民主或代议制民主，即人民不直接地、经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主体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分离。这种分离可能失控——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整体意志，而是凭着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而运行，以至出现政治异化——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发生异变，权力的行使不利于权力所有者或者偏袒部分所有者[1]。国家正是权力的行使者，为防止政治权力失控，需要建立各项制度或机制，以制约权力行使者，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就是在权力行使者——国家内部，将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三权相互制约。这是权力行使者对权力行使者的制约。这种制约制度要发挥防止政治异化的作用是以各权力行使者都能恪尽职守为前提条件，这显然只是一种理想。在三权中，司法权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确保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普通公民对一个国家还有没有信心的检测标尺，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能否稳定的寒暑表。因此司法的权威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其固有的特殊性，正是基于此，必须确保其公正性[2]。一旦出现权力失控，后果不堪没想。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公的其他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3]。因此，人民不能更多地直接参与立法、行政权的行使，但人民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陪审团制度就是作为社会公众代表的陪审员参与诉讼活动，是权力的所有者与职业法官分享了司法权，人民或一部分人民直接参与了权力的行使，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评价说：“实行陪审制度就可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4]权力所有者直接行使权力，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实现了统一，相对其他权力行使者来说，他们是最不容易滥用权力和腐败的。他们分享司法权，从而使司法权内部实现了一部分司法权对另一部分即职业法官的权力制约，是权力制约权力。从而有效防止司法的独断与专横，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美国认为陪审团保障公民自由不仅通过权力制约权力来实现，而且陪审团审理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制约权力来实现。陪审团制度传入美国后，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每个人都有权由“和自己同类的人”来审讯、“人民代表参加审判”等思想的影响，使得陪审团制度有了更新的意义，陪审团制度不仅仅是对抗王权和势力集团的武器，而且成为民主的形式之一，它作为民间法律组织与另一民间法律组织——律师职业团体是民主审判的两根柱石，是产生权利、公正及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前提[5]。因此，1776年的《独立宣言》对英王进行的一系列控诉中，就指责英王在许多案件里剥夺殖民地人了使之不能享受陪审团办法的利益[6]。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独立战争要争取的重要权利之一，作为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而被写入美国1787年宪法，陪审团制度成为宪法上的权利（197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陪审团不是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公民可以沿引宪法上的权利要求陪审团审理，排除职业法官的独断，从而以权利制约职业法官的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民主。而英国则没有明确将陪审团审判作为权利赋予公民，相反，1933年法律明确规定的适用陪审团的案件外，其他的案件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以英国法官法官德夫林勋爵称赞说：“由陪审团审判不仅是实现公正的手段，．．．．．．，它还是象征自由永存的明灯。”[7]潘恩赞扬说：“在这里居于至高地位的陪审委员团就是一个共和国，一个从人民当中选举出来的法官团体”，陪审制度是人权的伟大的而又几乎是唯一留存的堡垒[8]。陪审团制度真正使人民成了最终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成为自己的审判者，才能确保人民的民主、自由。
（二）陪审团审判提升审判公信力的司法功能
美国学者认为，陪审团审判的消极作用就是可能是某种隐蔽的社会偏见者的容纳者，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也可能给判决带来偏见。但瑕不掩瑜，就社会正义来说，陪审团本身可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平衡器，就是说，陪审团的人民性使陪审团能够通过证人证据，并通过自己的潜意识，有时是有意识的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警察或社会大众所要求的角度来作出解释[9]。
1、组成成员的人民性
陪审团在古英语中的解释至少是一组与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自己的同辈，所以17、18世纪和19世纪时英国人受同一阶级的人们的审判，如一个有世袭爵位的人被指控犯罪，他有权由从上院选出来的人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判，否则，就不由陪审团审判。但美国被认为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世袭爵位，不具备属于陪审团成员的专有资格。因此，如果说英国那时陪审团还有阶级性，那么自美国独立时，美国陪审团就具有了超越阶级的人民性。现代美国法规定陪审员应是21岁至70岁的美国公民；陪审员应是每年纳税250美元以上的有财者；还要求能阅读和书写英语；还有一些不得担任陪审员的人。早期妇女不能担任陪审员，但现在妇女也可以担任陪审员，美国现有学者主张陪审员的挑选应不受贫富、经济地位、国籍等状况的影响[10]，从而在法律上确定了陪审团的人民性。
同时为确保陪审团的人民性，建立了陪审员召集制度。美对陪审员的选任由法官召集，具体由陪审团选审官或法院办事员负责，一般在受理案件法院的辖区内选任，最初是从电话号码簿上挑选陪审员，这一做法被一些指责是以不公正的方式选定陪审团名单，它排除了那些装不起电话的人。近年来通常联合使用选民名单、电话号码簿名单、汽车登记名单以及其他程序进行挑选。目的是使陪审团能够超越种族、经济方面的偏见，使审判公正，同时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加到司法民主中。
2、组成人数的人民性
从数量上说，人民总是代表多数，也只有多数才能代表人民。而合议庭一般人数较少，如我国民事诉讼中合议庭一般由三人组成，刑事诉讼中一般由三人、五人或七人组成，司法实践中多是三人，而美国陪审团一般由12组成，是我国合议庭组成的二倍甚至四倍。陪审团人数的众多性使其不易腐败，正如凯文所言，要影响甚至收买12个人，比影响甚至收买1个人要困难得多。人数的人民性是裁判人民性的根本保障。
3、裁判的人民性
美国的陪审团负责事实审，判决实行多数同意制度，即12名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作为陪审团的裁决，相对于法官的裁决，更有人民性，这是因为是陪审团裁决是人数众多人的裁决，陪审员通过对证人证供之可信性和可靠性而行得的综合判断而取得一致意见，比法官一己的判断更为稳当；其次是因为陪审团裁决是来自普通民众的裁决，美国认为某种程度上法官必然与杂乱无章的社会脱节，常误认一切的人都像他们一样的合逻辑，而陪审员来自普通民众，他们常常比较明了普通人的昏乱和谬误。所以，陪审团进行事实审，法官进行法律审，法官和陪审团相互影响、交流，很可能比法官单独工作更能取得健全的结果[11]。从而使司法更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民意。
为了保证陪审团裁决的人民性，一是建立了陪审团审查制度，以尽可能地排除那些对特定案件抱有明显的或可察觉的偏见的人，美国采取询问主义，即就是从候选陪审员宣誓就职开始，法庭将询问他们的姓名、职业、是否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是否对案件具有可能影响判断的特殊知识，是否对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有偏见，是否认识证人以及其他任何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二是法官对陪审团裁判时不加干预，只是告诉陪审员如何投票，如何选出陪审长主持评议，看待证人、分析证据的方法，而不对证据发表意见，宣布他们应当运用的法规。即使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宪法允许法官对证据发表意见，但他们从不这么做。美国体制非常中立，法官的任务是严格限于行使公断人或仲裁人的责任，他们只是告诉陪审团基本原则，并鼓励他们自己决定运用这些原则[12]。三是对陪审团裁判的低效，美国则认为陪审团是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平衡器，因此使用陪审团即使费时费财，也是实现社会正义所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对于时间和金钱而言，社会正义更重要。
正是因为陪审团审判的人民性，相对于合议庭制度，即完全由专业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判，其组成成员的身份不是普通民众，也是社会的管理者，是与普通民众相对的人，这种身份的不认同使得人们对他们的审判心存介蒂。而陪审团由普通民众组成，与被审判者、社会公众身份认同，是自己人的审判，而且人数众多。因此，陪审团审判相对于完全的专业法官审判在民众中有更强的公信力，可以促进公众对司法程序的信心[13]。陪审团制度使人民成为真正的审判者，也只有人民的审判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三）陪审团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
英的陪审团制度和法国等国的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只有司法功能，但在美国，陪审团制度除司法功能外，还有造法功能。美二国都承认陪审团容易被当事人的辞藻所打动，有时做出不顾法律的裁判。对此，英国法官有时以陪审团的裁判不合法为由，否定了陪审团的裁决，而进行重新审理。而美国认为陪审团明知故犯的少，微妙而不自觉的漠视的情形则比较多，尽管美国有的州法规定，法官在陪审团没有足够证据作出这样的决定时，可以作出不顾陪审团决定的判决，但法官一般并不这样做，而是承认陪审团的裁判，并努力为这种裁判寻求合理的解释，如在一些案件中，陪审团不顾本来应该阻止原告取得救济的被害人的助成过失，只是在损害赔偿金额上考虑原告过失，从而发展了所谓比较损失原则。这一原则后来为法院采用。美国学者对此解释是，既然陪审团作出不顾法律的裁判，该查究的是法律是否需要修改，该怀疑的是法律是否公正。陪审团有时就是正规法律的批评的和间接的法律改革者[14]。这种思想在辛格审判中已经凸现，殖民地陪审团不顾法律作出了约翰.彼得.辛格无罪的判决，就在此时产生了有关后来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想法，主要是陪审团希望这成为他们的法律。所以陪审团确实有遵守法律或超越法律的惊人力量[15]。陪审团制度实现了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不仅是案件的审判者，而且是法律本身的审判者。
（四）陪审团制度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
法制教育的形式很多，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法制教育模式，一种是课程化教育模式，就是将法制教育作为课程，纳入教学计划中，这种模式重在理论系统教育，但与社会生活现实有一定距离。另一种模式是生活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实践，进行法制教育。这种教育比课程化教育更生动，更具体，更深刻，而且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更容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陪审团制度正是一种生活教育。
陪审团人数虽然只有12人，但他们是从上千人中遴选出来的，这个遴选过程本身就是法制教育的过程；在审判过程中，普通公民常常受到法律家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及语言的影响；而且普通公民参与审理和裁判，直接体验法律与生活关系、法律思维。因此，陪审团审判不大会将法律变为与生活脱节的神秘而抽象的东西[16]，而是把法律变为现实生活。所以陪审团审理也是法治精神向社会渗透的重要渠道，无形中提高了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扩大了司法审判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17]。而且相对于课程化法制教育来说，参加这种司法活动（陪审团审判）对于培养人们的守法习惯所起的作用要超过其他任何活动。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18]。

二、对我国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启迪

研究美国陪审团制度，对我国当前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有重要启迪：
一是谁是最终的审判者？美国坚持认为人民才是最终的审判者，这样的价值理念使得陪审团制度在美国长盛不衰，陪审团不仅审判案件，而且一定程度造法。我们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树立人民是最终的审判者的价值理念，即司法是否公正最终是由人民来评价，即使司法实现了法律公正，但如果社会公信力缺失，也不可能实现司法的社会公正。而司法的社会公正正是由人民来评判，因此，应当建立制度吸收人民参与审判，我们不能怀疑人民的能力，他们也许不懂法，但他们反映的正是普通民众对事物的看法或认知，而职业法官懂法，他们比普通民众认知能力更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常常比普通民众更深刻，如果用职业法官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就如哲学家要求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一样。因此，我们不能以普通民众不懂法来阻止普通民众参与司法审判。
二是强化功能与制度的互动。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通过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而且美国陪审团的功能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逐渐产生的，一旦产生了某种功能，美国就设计相应的制度或者完善与功能伴生的制度来保障功能的实现。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应当注意功能与制度的和谐，而且我国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不是自然演进型，而是人为推进型，因此，应当事先明确我国司法审判制度应当到达什么样的功能，因功能而设计制度，以制度保障功能。
三是应当强化审判制度对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美国陪审团制度具有公民民主、自由的保护，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功能。反思我国司法审判，公信力缺失，甚至严重危及公民的民主与自由，有的判决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状况。因此我们在改革司法审判制度时，必须注重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为此要充分考虑人民的参与性，不能认为审判公正了就有公信力了，因为审判是否公正人民才是最终的裁决者。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1年P173~174；
[2] [17]尚代贵：“论陪审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发展”，《求索》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