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的刑事规制——以浙江为例

王克先


[摘 要]近年来，通过伪造证据借助诉讼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越来越多，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更是呈高发态势。在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起诉的，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大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民事诉讼只讲形式真实，无法做到客观真实，无良的人大有法律空子可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制订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意见》对严厉打击虚假诉讼犯罪行为，有效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统一了司法认识和标准。
　　[关键词]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虚假诉讼 刑事规制
　　一、虚假诉讼现状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诉讼日益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重要手段，但令人担忧的是，虚假诉讼正在突现并逐渐蔓延。
　　以浙江为例，近年来，在经济活跃的浙江，通过伪造证据借助诉讼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越来越多。据浙江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初步统计，仅2006年至2008年8月底，全省检察机关通过民事申诉等渠道发现线索，并最终进入刑事诉讼的虚假诉讼犯罪案件达86件104人，除舟山外，其余10个地级市的检察机关都查处过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案件最多的台州市，达35件45人之多。而从法院方面传来的信息更令人吃惊，经济欠发达的丽水市，下属的四家基层法院近年来就发现虚假诉讼案件197件，而在经济发达的东阳市法院，更有90%的法官声称碰到过虚假诉讼。
　　浙江查处的虚假诉讼案件，所侵犯的直接经济利益呈现数额巨大的特征，动辄几百上千万元，最高的达到6000余万元。从案件类型看，虚假诉讼集中发生在民间借贷，离婚分割财产，企业和其他组织、自然人的财产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4类案件中，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一项，近年查处的就达16件23人。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表现为夫妻一方串通案外人，采用伪造欠条、借条、借款协议等证据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由案外人为原告起诉，通过司法权力转移财产；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在离婚诉讼中向法院提供伪造的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与案外债权人的欠条、借条、借款协议等证据，主张为夫妻共同债务。 　　
　　虚假诉讼的出现，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同时也侵犯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所称的虚假诉讼除第四节外，特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虚假诉讼）
　　二、相关案例
　　1、法官戚某帮助伪造证据案
　　2005年3月，浙江永嘉人郑庆远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妻子郑惠离婚。在离婚案的审理过程中，郑惠的一些债务纠纷案也在法院审理，法院判决确认郑庆远、郑惠夫妻共同债务242万余元。得知这一消息，郑庆远暗自叫苦：这些债务都是妻子一手操办的，有不少是假的，如果法院照此判了，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于是，郑庆远的弟弟找到永嘉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戚某。听了郑庆远的遭遇，戚某列举了许多案例，如真债务被假债务抵掉，或以假债务抵消假债务，等等，并叫郑庆远也理一些债务出来。郑庆远兄弟从法院回来后立即找到葛臣义、余仙敏、余光进、王荣德及潘秀荣，要求他们作为债权人，到法院打官司。这年的8月15日到8月17日，永嘉法院陆续收到了5份状告郑庆远欠款的起诉状，欠款总额为230万元。这时，郑庆远兄弟又找到了戚某，戚某表示会打招呼帮忙的。
　　最后，5起案件都达成了偿还欠款的调解协议，法院制作了调解书。郑庆远凭这5份调解书，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抵掉了郑惠的242万元债务，分到了45万元家产。
　　最后，郑庆远、戚某等人的伎俩被揭穿，这5份调解书之后被永嘉法院通过再审程序撤销，郑庆远、戚某等人分别被乐清检察院提起公诉。
　　2008年3月，乐清法院作出判决，郑庆远兄弟犯妨害作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戚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5名“债主”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和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不等。戚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温州中级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律师何慧强妨害作证案
　　2010年6月3日上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法院对一起妨害作证、帮助伪造证据案公开宣判，以妨害作证罪，分别判处陈海东、何慧强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处陈永根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沈建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判决认定，2008年12月，陈海东之妻包某向江干法院起诉离婚。陈海东与其父陈永根商议如何使包某在财产分割时少分财产，后找到律师何慧强。2009年初，何慧强提出让陈海东串通他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然后通过诉讼将陈海东与包某共同购买的一套水景城房屋用来清偿债务，陈永根、陈海东要求在场的沈建明作为虚假债权人，沈建明同意。之后，何慧强打印了一份空白借款协议，让沈建明、陈海东分别以出借方、借款方名义签字，何慧强又在借款协议中填写了借款金额“捌拾万元”、借款时间“2006年4月20日至2007年4月19日”等内容，并让陈海东书写了一份“收到沈建明借款80万元”的收条。后何慧强制作了授权委托书等，让沈建明签名，并由陈海东支付了代理费用，于2009年3月以沈建明的诉讼代理人身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了伪造的借款协议、收条等证据，要求陈海东归还沈建明借款及利息共计85.1060万元，同时申请将水景城房屋予以查封。2009年3月30日，江干法院对该民间借贷案件进行调解，何慧强、陈海东到庭参加，达成调解协议，同日江干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了该虚假债权债务的法律效力，并于2009年4月27日受理了该民事调解书的强制执行申请。
　　陈海东之妻包某的离婚诉讼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后，于2009年10月再次向江干法院起诉离婚。庭审中，陈海东的委托代理人提交了民事裁定书和民事调解书以证明陈海东有夫妻共同债务尚未清偿。包某认为该债务是虚假的，向司法机关控告。江干法院于2010年2月裁定该离婚案件中止诉讼，并于同年4月裁定民事调解书中止执行。
　　法院认为，陈海东、何慧强、陈永根为不法目的，指使他人作伪证，其行为均构成妨害作证罪，且情节严重；沈建明明知他人的不法目的仍积极帮助伪造证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伪造证据罪。据此，根据四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及陈永根的自首情节，作出判决。
　　陈海东、何慧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杭州中级法院审理后于2010年7月20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另有一些案件不断披露：
　　浙江诸暨人李某曾两次提起离婚诉讼，但均因其出具过一份“如我提出离婚，艮塔东路二间店面房归妻子蒋某所有”的保证书，担心失去该房产而撤诉。李某找到好友张某，为其出具了一张52万元的借条，张某凭借伪造的借条起诉，经审判、强制执行，取得了两间店面房的所有权和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但实际仍属李某所有。一次醉酒后张某对他人吐露了此事。2008年12月26日，法院判决：李某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张某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浙江萧山人张宏与妻子沈芳离婚，为了多分得财产，找到了几个哥们，叫他们伪造证据到法院起诉自己。法院对三案作出判决：张宏与沈芳归还高白借款95000元、归还高春借款90000元、归还傅忠欠款129600元。败露后，2009年5月14日，法院以张宏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高白、高春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傅忠犯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浙江海宁人严永明与妻子邱某分居。严永明曾提出离婚，最终因海宁市区的房产归属问题没有离成。严永明找到好友老顾，老顾答应帮忙，伪造了借条。严永明带着借条，聘请律师打官司。判决要求严永明在十天内还清欠款35万元。严永明称无钱还债。老顾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裁定拍卖该房产。后法院发现严永明伪造借条，并请律师代理打官司的事实。2010年7月14日，严永明被法院以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浙江云和人汤某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与魏满仙的婚姻关系。其间，魏满仙通过自己的女婿李建友牵线，与何建儿串通，伪造了一张汤某、魏满仙曾向何建儿借款的借条。何建儿以汤某和魏满仙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请求二人归还借款3.2万元及利息。法院判决何建儿与魏满仙之间的借贷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后案发，法院于2010年8月11日，以妨害作证罪判处魏满仙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分别判处何建儿、李建友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和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三、虚假诉讼的动因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也就是说，夫妻偿还夫妻共同债务的责任是无限的、连带的，而且不论双方是否离婚，均应以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财产清偿。债权人有权向夫妻一方或双方要求清偿债务的部份或全部，它不分夫妻应承担的份额，也不分先后顺序。
　　夫妻共同债务既包括以夫妻双方达成合意以共同或夫妻一方的名义所形成的债务，也包括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或者以另一方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一般情况下基于婚姻关系的私密性，债权人对借款在夫妻间如何使用，是一方使用还是双方使用根本无法证明。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债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实践中，对于夫妻一方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起诉的，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大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一些不良之徒动起了脑筋。
　　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很多虚假诉讼当事人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无可否认，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虚假诉讼，达到多分财产之目的，由于夫妻另一方举证不能，导致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日渐增多。虽然《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但一般情况下却很难查出其造假事实。
　　四、浙江的探索
　　1、浙江省高级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
　　浙江省高级法院对如何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008年12月4日，浙江省高级法院出台了《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对如何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作出了规定。
　　《若干意见》主要是从虚假诉讼的防范角度出发，根据民事审判的程序，从对当事人的立案诚信提醒、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审查，以及对虚假诉讼的民事处理机制、奖惩措施等流程来制定对策的。
　　《若干意见》认为，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方式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
　　《若干意见》提醒，要在审判中对民间借贷案件；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等六大类案件特别关注。
　　浙江省高级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浙江省高级法院2009年9月8日出台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九条则从如何确认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角度作了界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关于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应当依据的标准如何，迄今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三十条规定的“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也仅仅是规定了赔偿权利人住所地在国内不同地方时，赔偿金的计算问题，但这并不包括赔偿权利人的住所地在境外的情形，因此，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适用此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据我国的国情，我国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水平远不如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却也高于诸如朝鲜、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日益开放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我国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多，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有必要规范和解决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一、概念的厘定

　　（一）境外人

　　所谓境外人（本文所指仅为自然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1）外国人；（2）华侨，包括居住在境外持有中国护照无国内身份证明者；（3）港、澳、台居民。

　　（二）人身损害赔偿

　　针对人身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理论争议，分别是一元论、二元论和三元论。目前我国司法界适用二元论，在传统民法中，人身损害所导致的损害一直被确定为两类——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非财产损害）。物质损害是指因人身损害造成的受害人的物质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护理费等；精神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所遭受的精神痛苦。采用二元论乃是基于损害类型和法律对赔偿制度的设计，众所周知，当人身受到伤害后，所产生的损失范围不外乎是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种分类法是当代哲学的公认结果，也是长期以来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经验总结。人身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乃是为了恢复固有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的恢复、受害人因伤害而丧失的可预期的劳动收益、家庭生活职能实现的保障、精神创伤的抚平。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物质损害的赔偿，第十八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予以了明确规定，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种类大致包括：（1）因伤害导致的直接费用支出，如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必要交通费等；（2）受害人或其家属的生活保障性利益支出，如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3）精神损失抚慰金。

　　二、观点的梳理

　　针对境外人在我国境内因侵权行为致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目前国内的认定标准不统一，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

　　所谓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赔偿，即按照我国的标准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但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调整境外人在我国境内的人身损害赔偿，而是规范境内人在我国境内遭受人身损害时赔偿标准的选择问题。如果对境外人的赔偿标准一律按照我国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这与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法制度填补受害人损失的价值相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境外人而言，若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按照我国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那么赔偿金额将远远低于其生活地的标准，由此可能影响受害人正常的生活，无法保障受害人的生存权。而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结国，有必要创造条件实现条约中的生存权。对于这种赔偿标准，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试行）》中第24条规定：“对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华侨、外国人、无国籍人的损害赔偿，按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其交通费按实际的必须费用计算。”这样的表述正是采用了这一观点。

　　（二）按照死者本国标准赔偿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赔偿原则——完全赔偿原则，即对受害人遭受的全部损失，加害人都应当以自己的财产全部赔偿，这体现了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从而保障受害人能够恢复到伤害以前的状态，以恢复其财产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学者认为为全面、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应以受害人或其他权利人本国为计算基准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因此，对于赔偿权利人如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居民，其所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远高于我国的情形，应当按照死者的本国赔偿标准赔偿。这不仅充分考虑死者的实际收入及死者家属所获取赔偿金的实际购买力，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务实原则。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恰恰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受害人全面、充分的保护。这种标准下的赔偿金，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境外人，其人身损害赔偿金的额度将大大高于境内人，但是由于我国的赔偿义务人负担能力有限，出于其经济能力的考虑，也可能出现境外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得不到实际保护的情形，致使法院的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且这易导致“同命不同价”结果，让国人从心底感觉外国人的命比国人更值钱，这与我国的公共利益不相符，理应属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范畴。当然这种观点多为理论性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按照此标准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多。

　　（三）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

　　这是一种折中的观点，既避免了按照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带来的因赔偿数额巨大致侵权人负担过重的情形，又冲破了按照受诉地法院标准赔偿数额过低以致影响受害人生活的尴尬。对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中，侵权行为地法院是具备管辖权的，加之死亡赔偿金所具有的填补受害人损失的性质，因此对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按照法院受诉地的标准来界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依据填补受害人实际损失的原则，被抚养人的生活支出受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限制，按照被扶养人所在地标准赔偿能保证被扶养人在抚养地的各种生活支出，从而能够较好地维持被扶养人的生活，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精神，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同一地域标准，不宜确立两种地域标准。在司法实务中这种赔偿标准亦会被采用。

　　（四）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应参照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

　　这也是一种折中的观点。这种观点既可以避免因赔偿数额过低致使受害人无法正常生活，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发达国家的境外人与境内人之间因人身损害而获得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依据综合考虑优先保护受害人和均衡保护责任人的原则，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标准可参照国内城镇最高标准来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和法官即是采用此种观点。

　　三、结论的思考

　　综合全面分析，针对上述四种赔偿标准，第一种观点有违侵权损害完全赔偿原则，不利于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因而对于受害人来讲，按照第一种受诉地法院的赔偿标准来赔偿无法全面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第二种观点虽完全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却使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过大，有违实质公平，因此对加害人而言，按照第二种受害人本国标准赔偿会与加害人的经济偿付能力相距甚远。因此，笔者倾向于选择第三种和第四种标准，因为这两种标准能够很好的衡平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现实中，司法实务界对涉外当事人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裁判标准不一，有的采用法院受诉地的标准裁判，有的采用死亡赔偿金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被抚养人生活费按被抚养人所在地的标准赔偿，有的则采用国内最高省份城镇标准赔偿。“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结果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建立，在今天这个裁判文书上网、信息传播加速的时代，“同案同判”具有异常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面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地，有必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消除“同案不同判”所带来的恶劣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建构“同案同判”大格局。建立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有两个途径：一是在理论上加强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沟通交流，对境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理论进行梳理，达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另一是在司法实务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和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规范性文件。

　　（一）达成理论共识

　　通过加强学理研究，达成理论上的共识和思想上的一致是做好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认定标准统一化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解和适用上，各地法院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做法不一，主要还是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不能很好驾驭和把握。笔者以为应当大力加强关于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因为真理只有越辩越明，讨论才能清晰。开展理论研究和司法调研工作是出台后续相关规范性司法文件及开展案例指导制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必须首先加强理论研究和实务调研，通过理论探讨逐步让争辩明朗化，认识趋同化。鉴于法院研究力量薄弱，审判任务繁重无暇顾及，而理论界又缺乏研究素材和数据资料，因而可采用政法院校与法院等实务机关成立联合课题组的形式进行联合攻关的办法，通过对一线司法数据的采集和裁判案例的解读不断深化对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以逐步统一认识，解决境外人在境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混乱的司法顽疾。

　　（二）建立案例制度

　　所谓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建立指导性案件的方式来为以后类似或者相同案件提供裁判参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推进法律统一适用，调和法律自身的矛盾及其与社会动态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升司法权威，改革司法结构。由于成文法具有滞后性，而“社会正义如果不是一个持续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正在’进步的过程”，因此，要实现正义，法律必须变动不居。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可以很好地弥补法律这个天生的缺陷，是对法律与现实社会之间矛盾交织的法律回应。著名大法官卡多佐法官曾经说过：“如果每个昔日的案件都可以重新开庭，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前人铺设的进程的坚实基础上为自己的进程添砖加瓦，法官的劳动就会大大增加，以至无法承受”，裁判体现了法官的经验和理性，因此对于法律适用准确、量刑适当、适用程序正当的案例要注意积累，在将来司法审判中遇到与先前案情相似或相近的案件时，可以在整合先前案例中法官经验和智慧的基础上，对其优先适用，提高司法效率。同案同判是一种促进法制统一的具体形式，案例指导制度在同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同判。法治权威的提高来自民众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义务感，同案同判能够增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感，认同感产生归属感，增强义务感，促使法律成为民众的内部道德需求，实现法律的社会化。在这个过程中，法治权威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得到了增强。

　　（三）出台相应规范性文件

　　规范性文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此仅限定为广义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律范畴，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等。出台规范性文件能够为法院定纷止争提供确切的依据，法院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方可“触不直者去之”。现实中，由于法官水平的参差不齐，导致各个法院、各个审判庭、各个法官对同一案件因能力和水平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的裁判，这种现场加剧了出台调整境外人人身损害赔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 的理念不仅深深地根植于裁判者心中，更扎根在百姓的心中，我国适用的是统一成文法的国家，对同一事实只能有同一的法律处理结果。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将裁判的准绳以文字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保障裁判者在裁判的过程中有法可循、有法可依。在规范性文件的统一调整下，在对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理解下，做到“同案同判”。

　　（作者单位：江西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