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标签标注真实与规范的有关问题

武合讲 武敏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山东菏泽 274000）

农作物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和标注信息不规范，是容易混淆的性质和责任都不同的两个问题。实践中，常因不能正确区分该两个问题，造成种子企业承担非法责任。为了帮助种子企业正确标注种子标签，明示质量信息，明确质量责任，根据遇到的实际案例，依据《种子法》、《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标签管理办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以下简称《标签通则》）等有关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的规定，就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和标注信息不规范问题，谈谈个人意见。

1 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和标注信息不规范的含义和法律责任。

1.1 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

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的特征是“以假充真”，本质是以不具有某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冒充或不真实承诺具有该种农业栽培使用价值的种子的行为。这种不真实无论是故意(冒充)还是过失(承诺不真实)，最终的结果是一致的，都为假种子。《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假种子包括以下五种：一是以非种子冒充种子的；二是以此种种子冒充他种种子的；三是种子类别与标签标注不符的；四是品种与标签标注不符的；五是产地与标签标注不符的。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的法律责任形式，包括《种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种子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2 种子标签标注信息不规范。

标签标注不规范的特征是标签标注不符合《种子法》、《标签管理办法》和《标签通则》等有关农作物种子标签标注规范的规定，标注虽有瑕疵但不虚假。经营的种子标签标注内容不符合《种子法》第三十五条和《标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以及《标签通则》5规定的，属于种子标签标注不规范，标签标注不规范包括下列五种：一是经营的种子没有标签的；二是种子标签标注内容、制作要求不符合《种子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七十四条规定的；三是伪造、涂改种子标签的；四是伪造、涂改种子标签的试验、检验数据的；五是违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规定的。种子标签标注信息不规范的，应当依据《种子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2 标签标注不规范和利用标签进行质量欺诈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

种子是具有生活力的特殊产品。《种子法》和《产品质量法》都属规范产品包括种子质量的法律。《产品质量法》是规范产品质量的普通法，《种子法》是规范种子质量的特别法。处理种子质量问题，优先适用《种子法》；《种子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产品质量法》。依据《种子法》的规定，种子标签标注信息不规范和标注质量不真实的性质和法律责任不同。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标识标注不规范和利用标识进行质量欺诈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质技监局政发(2001)43号）规定：“要严格区分标识标注不规范和利用标识进行质量欺诈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防止对标识标注不规范问题的处罚随意性”。据此规定，不能随意要求种子标签标注不规范的种子经营者承担标注质量不真实的法律责任。不能把“病残的战士”和“人民的敌人”一样对待。

3 标注质量不真实和标注信息不规范的实例。

下面介绍几起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和标注信息不规范的典型案例。

3.1 产品名称标注不规范，遭遇加倍赔偿打假案。

农业部第136号公告的审定编号为国审棉20000002的棉花杂交种的品种名称是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北京某种子公司将其标注为“审定编号国审棉20000002中抗39F1”推广经营。种子使用者于某某未因此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而以该公司将“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标注为“中抗39F1”属欺诈为由诉诸法院，要求该公司返还购种价款21000元和增加赔偿购种价款一倍的损失21000元。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2000元。案件执结后，于某某的诉讼代理人又以杨某某的名义，再次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向同一法院起诉该公司，要求加倍赔偿损失42000元。第二个案件现尚未审结。

这是我国种业界因种子标签标注产品名称不规范遭遇的首例系列打假案。

《标签管理办法》和《标签通则》规定，产品名称由作物种类、种子类别和品种名称组成。农业部第136号公告的审定编号为国审棉20000002的作物种类是棉花，种子类别是杂交种，品种名称是“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种子经营者在其产品上标注的品种审定编号和作物种类与审定公告相符，与销售的种子相符，符合种子标签真实制度。品种名称批准者农业部以第136号公告的品种名称“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本身就是“一品多名”，即该品种有两个法定名称“中棉所39”和“中抗杂4号”。种子经营者将两个名称合并标注为“中抗39”，符合“约定俗成规则”。未经种子质量检验机构依法对“中抗39”是否“中棉所39”或“中抗杂4号”进行品种真实性检验（即同一性认定），没有证据证明“中抗39”与“中棉所39”或“中抗杂4号”不具同一性，不能仅因为将“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标注为“中抗39”就判定其属于品种名称与种子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假种子。但是，种子经营者用“Fl”符号代替种子类别和种子世代（注意：在遗传学、育种学等自然科学中，可以用“F”表示杂交种即种子类别，用“Fl”表示“杂种第一代”即种子世代。但在法学中，标注种子类别和种子世代必须符合《标签通则》5.1.1.2的规定，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只能标注为“杂交种”，不能标注为“杂种第一代”或“Fl”），用“中”字代表“中棉所”、用“抗”字代表该品种具有“抗虫性”，以“中抗39”代替“中棉所39 (原名中抗杂4号)”的做法，不符合种子法规有关种子标签标注规范的规定，属于标签标注信息不规范，应依《种子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3.2 质量责任主体标注不规范，相关主体被连带。

乙种子公司经营的棉花杂交种某某50的种子标签上标注的质量责任主体是：该种子由甲科研单位培育和生产、乙种子公司总经销。种子使用者因该种子质量问题造成损失，诉诸法院要求种子生产者甲科研单位和种子经营者乙种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标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和《标签通则》5.1.3规定，种子标签上应当标注的责任主体只有生产商、进口商和分装单位。实践中，种子生产者（注意：与生产商不同）、培育者、授权者、转让者常被标注在种子标签上。其后果是，不仅侵犯了被标注主体的有关权利，而且一旦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被标注主体也常被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3 质量指标标注不规范，优种子变成劣种子。

按植物分类学和GB/T3543.2规定，辣椒Capsicum frutescens L.属于茄果类。某研究所在其生产的辣椒种子标签上标注的质量指标是GB16715.1-1996（即国家标准瓜菜作物种子瓜类）,未按GB16715.3-1999瓜菜作物种子茄果类标注。因GB16715.1-1996规定的商品种子水分所能容许的最高值高于GB16715.3-1999， GB16715.1-1996规定的冬瓜商品种子的发芽率所能容许的最低值低于GB16715.3-1999规定的辣椒的发芽率，致使水分和发芽率两项质量标注值达不到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所明确的相应规定值，该种子被判定为劣种子。

3.4 许可证明编号不规范，被判定为假种子。

3.4.1 标注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多余。《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的商品种子生产实行许可制度。辣椒无论在河南省和山东省都不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不需领取生产许可证。某研究所在山东经营的辣椒种子标签上标注的产地是山东、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是（豫）农种生许字（××××）第×号。因该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能证明种子产地与标签标注内容不符，被判定为假种子。

3.4.2 标注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错误。吉林某种业公司经营的大豆品种“某某47”的种子标签上标注了大豆品种“某某一号”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据此判定其属《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销售假种子的行为，对其处以没收大豆种子2460kg、没收违法所得12元、吊销营业执照和罚款60元的最重的行政处罚。在“某某47”的种子标签上标注“某某一号”的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仅能证明其标签内容不符合《种子法》规定，属于种子标签标注不规范；不能证明其销售的不是大豆品种“某某47”的种子，是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他种品种种子的假种子。在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某某47”种子质量进行真实性检验并做出标注品种名称为“某某47”的大豆种子实际是大豆品种“某某一号”的种子检验结论（即排除标注错误）之前，存在将种子标签标注质量不真实与种子标签标注信息不规范相混淆之嫌。工商机关仅依种子标签标注的内容按假种子对该公司进行处罚，主要证据不足。

3.5 宜加注内容标注不规范，生产商被判担责任。

行政诉讼是“门槛高”还是“没门”

杨红良


　　行政诉讼向来被称为“民告官”，言下之意自不待言。惹上行政诉讼的当事人往往感叹其“门槛高”，“告官”实在不容易，而如果“民告官”本来就“没门”，则相应的“民”权根本无从实现。试以我办理过的一“串”行政诉讼案件为例。
　　本市中心一小区竣工于1998年，随后业主纷纷入住。可是2004年，开发商在小区内原本规划为停车场的地方开始建造一幢小楼房，并告知前来询问的业主他们建造的是“社区活动楼”。但该三层小楼于次年建成后，开发商并没有将其移交给业主们使用，而是自行入住办公。业主们自然不满意。后经业委会查实，该小楼已由开发商于2005年获得产权证。
　　由此，业委会开始了漫长的维权历程。《新闻坊》曾几次曝光，区有关部门领导几次专程召开协调会，但都无果而终。无奈之下，业委会只得以房地局为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认为“社区活动楼”应属业主所有，请求撤销被告向开发商颁发产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中，被告房地局拿出了小楼规划图纸的复印件，原告向法庭表示要求查看原件，但被告知“已经看到过，不用看了”。最后，法院认定被告审核的开发商提交的材料齐全，手续完备，颁发房产证并无不当，驳回了业委会的诉讼请求。值得一提的是，庭审间隙，法官提示业委会“这个规划看来有问题，你们可以起诉规划的。”
　　业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业委会“提起本案诉讼系认为被诉登记行为侵犯了小区全体业主对系争房地产享有的所有权，上诉人该主张涉及房屋权属争议问题。在该权属争议未解决之前，上诉人直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系争产权登记行为，尚缺乏依据。”据此，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业委会的上诉请求。
　　业委会还是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在申请中，业委会明确提出，房地局颁发产证时，本市与本案焦点直接相关的有位阶同等的《房地产登记条例》和《住宅物业管理规定》两部地方性法规，但后者后于前者施行，故应以后者的规定为准，而依该法规，则对小楼不应颁发产权证。对此，二审法院并无作出任何回应。二审法院也没有举行听证，基本观点与二审阶段并无二致，最后驳回业委会的申请。
　　业委会向高级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审查后，高级法院认为，业委会和业主都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小楼享有产权，所以，业委会主张撤销房地局颁发产证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于是再次驳回业委会的再审申请。对业委会提出的房地局颁证时存在的两部地方性法规一事，高级法院同样不作任何回应。但同样只得一提的是，听证过程中，看了业委会拿出的没有小楼的小区规划图原件和有小楼的小区规划图复印件，法官同样提示业委会“这个规划有问题，可以尝试起诉规划或开发商。”
　　起诉房地部门已近乎陷入绝境，小区内八户业主决定按照两级法院法官的几次提醒，共同起诉规划部门。今年12月15日，业主们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材料，请求确认规划部门对小楼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行为违法。收到材料后，法官表示要研究以后给答复。12月24日，法官给业主们打来电话说，行政庭经过慎重研究后认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行为不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所以要把材料退回。业主代理律师连续三遍请求法院出具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书，以保留上诉权。但态度热情的法官对这一请求“充耳不闻”，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接话茬，然后匆忙挂断了电话。三天以后，业主们收到了法院邮寄回来的诉讼材料。
　　几个春秋几个轮回下来，还是颗粒无收。至此，让业委会和业主们颇费思量的是，“民告官”究竟是“门槛高”，还是本来就“没门”？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
200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