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

何家弘·

笔者在研习证据学理论的时候，经常感到我国这一学科领域内某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缺乏严谨的逻辑性和内在的科学性，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纷争和实践中的混乱。对于这些貌似堂皇的观点，笔者心中生出许多疑问并继而转化为异议。虽然明知这些异议会让很多笔者所敬仰的师长们感到逆耳，但其如骨鲠在喉，实在是不吐不快。
一、证据概念误区的表象

虽然证据的概念已经是一个被学者们讨论得很多的问题，似乎再多谈一句都是赘余了。然而，以笔者之管见，尽管这方面的文字确实不少，但其中仍有许多不尽清晰不尽明了之处，而且这些问题涉及整个证据学理论的构架，绝非无关紧要。
（一）证据首先是一个法律术语，抛开语词使用习惯去界定证据的概念是误区之一

证据一词在汉语中的准确起源大概已经很难查考了（也许这仅是笔者孤陋寡闻所妄下的论断）。唐代文豪韩愈在那篇《柳子厚墓志铭》中曾经写下了“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名句。然而，其中的“证据”是动词，意为“据史考证”或“据实证明”。在古汉语中，证据二字往往是分开使用的。其中，“证”字犹如现代的证据，但多指人证；“据”字则意为依据或根据。例如，《唐律·断狱》中就多有“据众证定罪”之用语。及至清代，法律中仍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的规定。本世纪初，随着白话文的推广，证据二字才越来越多地合并为一个词使用，而且多出现在与法律事务有关的文字之中。例如，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规定：“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这可以视为后来在我国颇为流行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之办案原则的发端。

现在，证据已经是汉语中常用的语词之一。诚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非法律事务中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由于它在法律事务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最高的使用频率，所以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专门的法律术语，以致于人们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会首先联想到案件、纠纷、调查、审判等法律事务中的问题。《辞海》中对证据的解释即：“法律用语，据以认定案情的材料。”因此，人们都知道“证据学”是专门研究法律事务中证据问题的学科，不会因为其前面没有冠以“法律”、“司法”或“诉讼”等字样就把其误解为研究日常生活中或其他专业领域内证据问题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非法律事务中使用证据一词时实际是在借用这一法律术语。

由此可见，证据很久以来就成为了法律领域内的一个专门用语。换言之，证据首先是或者主要是法律术语。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实际上也是以法律领域内的概念为基础的。二者之间没有也不应该有本质上的差异。明确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在讨论证据的概念问题时必须从这两个字的基本含义出发。我们不应该片面地强调法律用语和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差异，而偏离人们在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中对证据一词的一般理解，并生造出所谓“法律证据”或“法律事务证据”的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认为证据首先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并因此要抛开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而在所谓的“法律意义”上为其重新下个定义的观点，实际上是证据概念问题上的第一个误区。
（二）证据一词本身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改变证据概念的这种“中性”立场是误区之二

那么，究竟什么是证据呢？或者说，人们对证据的一般理解究竟是什么呢？简言之，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是对证据一词最简洁最准确的解释，也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证据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证据的“基本定义”。

诚然，在法律上给证据下定义，可以给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但我们不应忘记或抛弃这一语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含义。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使用该语的长期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忘却了这一点，就会背离语言的使用规律。

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对证据的概念有不同的解释并在各自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学说。笔者无意在此评论百家，只想谈一谈在我国法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证据概念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缘起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第31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是我国法律首次给证据一词下的定义。后来问世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1996年修正的新刑事诉讼法都接受了这一定义。于是，这一定义就成了我国对证据概念的官方解释。下面，我们便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定义。

按照刑诉法中的规定，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一定义中的核心词是“事实”，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证据即……事实”。这一定义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把“根据”改成了“事实”。这一改变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即要强调证据的真实性。为此，该定义还不惜在前面使用了颇有赘余之嫌的“真实”二字。换言之，仅仅强调证据必须是“事实”还不够劲儿，还要强调其证明的必须是案件的“真实”情况。一言以蔽之：“不属实者非证据”！这充分反映了立法者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重视证据“真实性”的执著心态。

从证据一词的“基本定义”来看，它并没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好人可以使用证据，坏人也可以使用证据。换言之，无论你要证明的是什么，也无论你证明的根据是什么，只要你把甲用做证明乙的根据，甲就是证据。就真假的两值观念而言，“根据”一词也是中性的，它可真可假，或者说它可以同时包含真与假的内容。

然而，“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它不再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地站到了“真实”的一方，把一切不真实或不属实的东西都排斥在证据的范畴之外。毫无疑问，这体现了一种良好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它改变了证据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中性”立场，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一概念与人们使用该语词的习惯之间的矛盾。

诚然，证据就是证明的根据这一“基本定义”中的“根据”一词有些抽象。学者要对其进行解释和说明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你的解释和说明不能偏离原意。比方说，你用“依据”、“凭据”等近义词来代替“根据”就不会改变词意；你用“材料”、“手段”等同样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来说明“根据”，也不会造成使用中的混乱与自相矛盾（至于“材料”和“手段”等词能否准确全面地表达“根据”一词的内涵，则另当别论）。但是，你一旦改变了原来词语的属性，用具有真假价值取向的“事实”来代替或说明本来没有真假价值取向的“根据”一词，就会背离该语词的原意并造成使用上的混乱。实际上，刑诉法的起草者们也无法摆脱这种自相矛盾的困扰。

例如，刑诉法在给出上述定义并列举了7种证据之后，又明确指出：“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们不禁问道：既然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既然不属实的东西都不是证据，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查证属实”呢？已经肯定是事实的东西却还要让人去审查其是不是事实，这就好像让人去审查一只狗是不是狗一样荒唐。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在上述法典及其相关的论述中还有多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证据概念误区的症结

人们在证据概念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归根结底在于证据所反应或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必须属实。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众所周知，无论在刑事案件中还是在民事案件中，无论是在经济纠纷中还是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提交司法机关的证据和司法机关自己收集的证据中都是有真有假的，因此才需要认真地审查评断。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这些当事人提交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显然就都不能称为“证据”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不属实嘛！

其实，持“不属实者非证据”观点的学者自己也无法否认现实生活中这种证据真假混杂的情况。例如，《证据学》一书的作者在批驳“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的提法时坦率地指出：“在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初步作为证据收集的物品、书面文件以及证人、当事人的陈述，常有真假相杂的情况。在经过审查判断之后，摒弃那些虚假的或者与案件事实无客观联系的物品或陈述等，不作为证据使用，这是常见的事。这些一度曾经被收集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本来就不是证据，也不应称之为‘证据来源’或‘证据材料’。”〔1〕

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实践经验无数次告诉我们，不仅当事人提供的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中有真有假，司法机关审查判断之后用做定案根据的证据中也会有真有假，否则就不会有冤假错案了。有的时候，法官采信的证据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假；有时候，法官决定不予采信的证据又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法官亦非“超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他们在审查评断证据时不得犯任何错误呢？如果按照“不属实者非证据”的观点，那些被法官错误地采信了的证据也就不能再称为证据了，而顶多属于“一度曾经被”用做证据“而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东西”，其“本来就不是证据”。

问题到此仍然没有结束。已经明确的错案还好说。错了，纠正过来就得了。我们以前看走了眼，错把别的东西看成了证据。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看走眼呢？！问题是那些在今天还没有被发现为冤假错案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错误吗？在法官们正在做出的判决中，难道就肯定没有内容不属实或者不完全属实的证据吗？如果我们让每一位法官扪心自问，恐怕他们都很难做出“肯定没有”的回答。换言之，如果我们坚持“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恐怕很多诚实的法官都不敢坚持说他们定案的依据是“清一色”的“证据”了。他们也许会说，他们认为那些定案的依据都是“证据”，但那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认为”。倘若其中某些证据日后被新发现的事实或证据所否定，那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他们还可能更加勇敢地承认，那些定案依据中肯定有“证据”，但是也肯定有一些本不是“证据”而被错误地“用做证据”的东西。至于那些本来就不诚实或者不太诚实的法官们，其采信的证据是否属实，就更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严格说来，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定案依据中，都存在着证据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而且就每一个具体的证据来说，其中也存在着不完全属实的可能性。例如，证人证言往往不是百分之百属实的。那些决定采信某证言的法官一般也都知道该证言只是基本属实。那么，证言中不属实或可能不属实的部分还是不是证据呢？如果我们可以对此问题做出否定的回答，那么一份证言就同时既是证据又不是证据，而提供该证言的人就既是证人又不是证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听上去挺“辩证”的，但是终让人觉得有些可笑。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非硬着头皮说法官认定的证据就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属实，那么即使法官们自己不好意思说“不”，即使客观事实一时无法站出来说“不”，也总会有别人说“不”的。法官也是人，和当事人、律师、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一样的人。凭什么别人收集并审查过的证据都不一定属实，但只要一经过法官的手就属实啦？虽然法官在诉讼程序中处于决策人的位置，但是那并不等于说你就有了识别真假证据的“特异功能”。证据的判断和采信者都是人。你以为你是谁哪！

于是，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试以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为例：当事人和证人提供的证据可能不属实，不能称为证据；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也可能不属实，也不能称为证据；检察人员提交审判的证据还可能不属实，还不能称为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仍然可能不属实，仍然不能称为证据；二审法院……这样一来，证据何在？证据岂不成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了吗？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关于《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成办发〔2011〕11号


各区（市）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关于《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一月十日

　　　　　　　　　　　　　　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
　　　　　　　　　　　　　　专项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市发改委 市科技局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支持成都市中小微创业企业发展，减少创业投资风险，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原则）
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按照“自愿、平等、共担、互济”的基本原则，对投资我市中小微创业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进行风险补偿，对参与我市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的单位给予补助。
第三条 （资金来源）
专项资金由市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和市财政新增专项资金按1∶2的比例安排，资金规模2亿元人民币，其中启动资金4500万元人民币，其余部分在5年内按照实际使用和需求情况逐步到位。
第四条 （主要用途）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补偿；
（二）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的补助。
第五条 （管理机构和职责）
（一）建立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评审会议制度，负责专项资金管理重大事项的决策与协调。成都市创业投资风险补偿专项资金评审会议（以下简称评审会）由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或分管副秘书长负责主持召开，评审会成员由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等部门负责人及创业投资行业专家组成。
（二）依托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成立成都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执行评审会的决策，负责评审会的日常事务，具体管理专项资金，并行使相关民事权利、承担相关民事义务与责任，具体履行以下职责：
1．依据本办法，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及业务流程，并报经评审会审定后实施；
2．发布专项资金信息，受理、汇总、审核专项资金的申请，组织专家对拟实施风险补偿的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服务平台进行调查评估，提出风险补偿方案；
3．按照评审会决策，履行补偿手续；
4．做好项目与创业投资企业的对接，及时报告管理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
5．分析研究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趋势，提出全市发展创业投资的建议，编制成都创业投资年度发展报告。
（三）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的日常管理与运作工作经费，按照所管理的年度补偿资金总额的2%—4%提取，具体提取比例由评审会根据其年度工作考核结果审定。
第六条 （补偿和补助对象）
（一）申请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的创业投资企业须符合下列条件：
1．在市工商部门注册；
2．在市发改委备案并在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登记，同时与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签订创业投资风险补偿和收益分成协议；
3．已对在市域内注册设立的，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或净资产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中小微企业进行了实际投资；
4．相关创业投资项目退出或清算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5．投资市域内中小微创业企业的外地创业投资企业参照上述办法执行。
（二）申请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补助的单位须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社团法人资格；
2．具有至少3名具备2年以上创业投资相关业务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
3．承担下列工作之一：
（1）组织创业投资企业与我市中小微创业企业的对接工作，举办创业投融资对接、创业投资政策发布、创业投资培训等活动；
（2）开展创业投融资中介服务；
（3）建设管理我市创业投资企业、创业企业数据库和创业投资服务网站；
（4）开展全市推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政策研究工作；
（5）其他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相关工作。
第七条 （补偿和补助项目）
（一）单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投资对象须为在市域内注册设立的，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的，年销售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下或净资产在2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中小微企业。
（二）单个创业投资项目须在正式签订项目投资协议的1个月内到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登记。
（三）单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投资行为须发生在2009年1月1日之后，且项目投资期已满1年。
（四）在本办法施行前发生的创业投资项目，创业投资企业须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3个月内到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办理申请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相关事宜。
（五）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由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根据用于补助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资金情况，在该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和项目预算中确定。
第八条 （补偿和补助标准）
（一）单个创业投资项目的最高补偿比例为项目投资损失额的30%，单个创业投资项目补偿金额最高为100万元人民币，单个创业投资企业所获得的补偿金额每年度最高为300万元人民币。
（二）创业投资企业在财务年度内发生的实际投资损失，应在下一个财务年度内申请创业投资风险补偿。
（三）创业投资风险补偿的标的为创业投资企业在财务年度内，因投资失败导致清算或减值退出而形成的实际投资损失金额。实际投资损失金额是指创业投资企业在投资期间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股权分红、股权转让收入、项目清算收益等）与其退出或清算前累计投入到被投资企业的资金总额之间的差额。
（四）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补助标准在该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和项目预算中具体确定。
第九条 （收益管理）
（一）申请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的创业投资企业须自愿接受和履行项目收益分成的义务。
（二）当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单个项目退出产生盈利，须按单个项目投资收益的1%（最高为50万元人民币），在该项目退出后的1个月内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支付项目收益分成；单个创业投资企业每年度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支付的项目收益分成最高为100万元人民币。
（三）创业投资企业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支付的项目收益分成须全额进入专项资金统一管理。
（四）创业投资企业所投资项目退出盈利后未按规定时限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支付相关项目收益分成的，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将取消该创业投资企业享受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的资格。
第十条 （所需申报材料）
（一）申请创业投资风险补偿的创业投资企业须提供如下材料（一式三份，编订成册）：
1．专项资金申请书，包括所报文件材料目录、对所报文件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声明；
2．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
3．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其他营业资格证明文件；
4．企业章程或其他进行投资和管理的主要文件，包括项目评估标准说明，投资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机制及激励约束机制说明等；
5．企业主要投资管理人员介绍材料，包括3名以上（含3名）管理人员的从业背景、投资纪录等；
6．所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7．创业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其他股东或合作方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
8．入资凭证复印件及加盖工商部门查询印章的公司股东名单（含股东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额）；
9．由专业审计机构提供的相关审计报告；
10．其他必要材料。
（二）申请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补助的单位须提供以下材料（一式三份，编订成册）：
1．专项资金申请书；
2．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具体项目的实施方案及预算、创业投资融资中介服务协议；
3．企业或事业单位、社团注册登记证复印件；
4．其他必要材料。
第十一条 （申请与审批）
（一）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申请企业须在每年的3月31日前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提交上一年度的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申请。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负责受理专项资金申请，并在汇总后提出审核意见上报评审会。经评审会审定通过的项目，由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办理专项资金拨付手续。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创业投资企业不得申请专项资金：
1．被投资企业违法违规经营造成项目投资失败的；
2．创业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严重失职以及明知被投资项目亏损而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损失造成项目投资失败的；
3．经评审会认定的其他不得补偿的情况。
（三）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根据用于补助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资金情况，于每年12月31日前拟订下一年度专项资金使用方案并编制项目预算，并报评审会审定。
（四）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补助20万元人民币以内（含2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由评审会确定补助单位；2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须通过公开招标确定补助单位。
第十二条 （管理和监督）
（一）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须接受评审会及成员单位的监管与指导，每季度报告运作情况，并及时报告管理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须在每年度末向评审会报送本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并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3个月内提交经专业审计机构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
（二）评审会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管与指导，并按照公共财政相关原则，对专项资金运作的目标、效果及其资产情况进行评估。评审会负责对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进行年度业绩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定）。评审会将委托审计部门对创业投资服务中心上一年度专项资金及日常管理工作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和监督检查，所需费用和评审论证、绩效评估等管理性支出，均据实在专项资金中列支。
（三）专项资金应专户储存、专户核算、专款专用、专人管理，不得用于从事股票、期货、房地产等投资及赞助、捐赠等支出。
（四）专项资金风险补偿申请企业和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补助申请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弄虚作假，骗取、套取专项资金的，或存在出于欺诈目的故意导致创业投资项目减值退出等不诚信行为的创业投资企业和相关单位，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享受专项资金风险补偿和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补助的资格，并记入黑名单，由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追回已拨付的补偿和补助资金，同时通过媒体予以曝光。
（五）创业投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单位须按时向市创业投资服务中心提交项目建设运行情况报告。
第十三条 （解释机关）
本办法由市发改委、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