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等与深圳市清华斯维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商业秘密侵权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三初字第7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84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企业的有关经营、管理制度必须经过公示才能够对员工产生效力，因此，将保密制度印成保密手册，或是将保密制度涵盖在员工手册里发至员工的手中，并要求员工签收确认，既保证了保密制度向保密义务人公开，使员工知悉对企业所负有的保密义务，又能够证明员工确实的获得、知悉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减少在发生争议时企业的证明责任。

三、基本案情
原告清华斯维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软件公司”）是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2000年8月，软件公司研制开发出“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同月，该软件通过了由建设部科技司组织，深圳市建设局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2000年12月，软件公司制订员工手册，将包括技术开发的信息、源程序和目标程序磁盘文件，软、硬设计文件和图纸等作为商业秘密的内容，列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另外，软件公司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还同时与员工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承诺书。该承诺书约定：公司员工在劳动合同终止后的两年内，本人不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或帮助他人在与软件公司竞争的领域内使用秘密，不直接或间接地劝诱或帮助他人劝诱企业内掌握技术秘密的职工离开软件公司。
1999年4月，被告陈某受聘进入软件公司。后担任副总工程师，负责技术开发和档案管理工作。2000年2月，被告钟某受聘进入软件公司，负责技术开发工作。2000年6月，陈某、钟某与软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深圳市建设局出具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证明，陈某、钟某均是软件公司“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的主要研制人员。
2001年5月，陈某、钟某从软件公司辞职，同年7月，陈某、钟某受聘进入搏拓达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信息公司”），分别担任市场总监和销售经理。同年，信息公司开始研制开发“砺腾工程量”软件，陈某、钟某参与了该软件的研发工作。“砺腾工程量”软件开发成功后，信息公司进行了市场销售。
后软件公司以信息公司、陈某、钟某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为查明被告的“砺腾工程量”软件是否侵犯了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的商业秘密，法院委托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华科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双方的软件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所使用的建模方式、方法技术为非公知信息；陈某、钟某、信息公司的“砺腾工程量”软件所使用的建模方式、方法技术与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相等同；且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关于软件创造性和技术的合法来源的举证不足以说明其是通过公知领域获得该项综合技术。

四、法院审理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软件公司所主张的软件技术属于技术信息，根据相关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书可知该软件在建模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为非公众信息，能够为软件公司带来经济价值，具有实用性；且软件公司建立了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规章制度，采取了保密措施，因而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软件在建模的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已认定软件公司和信息公司的软件在建模方式、方法方面的技术是等同的，而陈某、钟某曾是软件公司软件的主要研究开发人员，后才成为了信息公司的公司员工，因而应当认定陈某、钟某与软件公司软件中的上述技术有接触的条件。由于陈某、钟某和信息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上述技术来源的合法性，因而可认定陈某、钟某违反约定和软件公司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信息公司明知陈某、钟某是软件公司上述技术的主要研发人员，在研发同类软件时，仍使用陈某、钟某所掌握的商业秘密。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在行为上有意思上的联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互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陈某、钟某、信息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软件公司的商业秘密，并赔偿软件公司的经济损失16万元，三者承担连带责任。
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软件公司的“三维可视化工程量智能计算软件”不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等。软件公司则表示同意一审判决。
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于案情的认定上与一审基本相同，认为三上诉人构成对被上诉人软件公司商业秘密的侵犯，并认可一审法院所采取的定额赔偿方式，即根据陈某、钟某、信息公司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软件公司商业秘密的价值及软件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花费的成本等因素酌定陈某、钟某、信息公司分别赔偿软件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5万元、6万元，三方互相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软件公司曾制订员工手册发放给员工，其上将包括技术开发的信息、源程序和目标程序磁盘文件，软、硬设计文件和图纸等作为商业秘密的内容列入商业秘密保护范围，并且软件公司还在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与员工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及技术秘密的承诺书。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在制定了保密制度、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后，是否还有必要编制专门性的保密手册（或在员工手册里涵盖保密内容）发放给员工呢？
在之前的案例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于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敦促员工遵守本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具有的重要意义。但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对员工发生效力，还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可知，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须经过民主的制定程序，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向劳动者进行过公示的，才可作为企业用工管理的依据，并在发生争议时为法院所认可。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制定有保密管理制度，但未经民主程序制定或未经公示的，就无法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而企业要表明已将保密制度公示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为将保密制度印成保密手册，或是将保密制度涵盖在员工手册里发至员工的手中，并要求员工签收确认。这样的做法既保证了保密制度、保密手册向保密义务人的公开，员工能够清楚的了解其对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又能够证明员工确实的获得、知悉了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减少在发生争议时企业的证明责任，真可谓是一举多得。
综上可知，企业制定完善的保密管理制度，并将该制度及其他与保护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以员工保密手册的形式发放至员工手中，对于员工的“知情权”，企业保密工作的开展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中国软件和互联网产业的法律规则：国际化借鉴和本土化创新

北京市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杨安进


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条件，产生于美国，但作为一种产业的基础，正在各国兴起。正是由于其技术特性和商业特性，使得基于互联网的相关产业既具有很强烈的国际化通用特性，也具有很强烈的区域、民族和文化特性。
从技术特性而言，互联网的基础性技术（如各种通信协议、标准和接口，各种基础性系统软件）往往带有很强的国际化通用特性；而其应用性技术（如搜索引擎技术、电子商务平台、安全和认证技术等），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国际化通用特性，但往往也都融入了更多了本土化因素，其原因大概因为一方面其高级从业者都是“海归”居多，从而带回来一些国际化的经验，另一方面其又不可能获得“全盘西化”的解决方案，因此注定带有本土草创特色。
从商业特性而言，互联网企业要生存，仅有技术和资金是不够的，必须有市场，也就是说必须研究本地的需求。技术和资金两个要素很容易国际通行，其本土化色彩不浓厚，甚至商业模式也容易国际通行（比如风险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竞价牌名、网络广告、网络游戏等），但市场需求是由无数个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创造的，就必然带有浓厚的地域、民族和文化特色。
作为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在很多领域有幸与世界先进国家差不多同时起步、差距不大，甚至比较领先。如何避免再次被国际潮流甩在后面，如何获得和保持自己的优势，就需要在国际化借鉴和本土化创新之间进行权衡。
本文旨在从规则的视角，探讨与中国的互联网相关产业的有关规则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如何在国际化借鉴中突出本土化创新，就此提出自己浮浅的见解。

一、成功的本土化创新范例
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人口中产生的问题。在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时，我们曾经有一些创造性的思维，通过制度创新，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以下试举几例。
1、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度
我国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虽然没有发达国家的先例，甚至也缺乏现代物权制度上的完美设计，但这种根据国情的制度创新却能激发农民的积极性，照样很好地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在那个缺衣少粮、全民饥饿的年代，如果我们仍象现在社会上关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债权制度的争论那样，套用国际理论的完美逻辑设计，恐怕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就早已饿得连按手印的力气都没有了。
2、赤脚医生
这个经过简单技能培训的团体，很快地充斥到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进行行医，为缺医少药的农民们解决了头痛脑热、跌打扭伤、接生防疫等重大问题。这些农民出生的医生们也许一辈子都无法考取医师资格，但他们给农村带来的医疗保障甚至比21世纪的现在还好。
3、死刑
在许多舆论以人权或其它理论要求废除死刑的时候，中国还是保留了死刑，似乎有些违背世界潮流。虽然中国采取了“慎杀”的方针，也肯定错杀了一些人，但死刑仍然对暴力犯罪和贪污腐败犯罪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遏制和震慑作用。从杀人犯和贪污犯在临刑前的深刻反省和极度恐惧仍然能看到死刑的积极一面。
4、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使得中国能在弱小的国力中寻找强大的心理支撑点，在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增强信心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时代作用。
5、两弹一星
举一国之力进行重点攻关，采取大协作的方式予以实施，两弹一星的成就对中国影响深远，至今仍在发挥重要影响。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创新，很难想象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在此后的时间里，中国的国力增强不少，但类似的重大成果不多，值得反思。
6、华为公司
作为一个本土起家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能与朗讯、贝尔等国际同行较量并获得一些胜利，不仅仅是技术的原因。同样的一批人，同样的资金，也许在别的中国公司就不能取得成功，这与华为所推行的管理和企业文化的创新密切相关。

以上这些例证，并非为了怀旧，更不是为了制造民族主义，这些例证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不会永远存在。我只是借此说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本土化创新，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果。中国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并非凡事都要去套用“国际先进成果”。

二、不成功的国际化借鉴范例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试图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先进理论，但由于未能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制度创新，而是仅仅停留于理论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严谨，满足于“国外怎么做我也怎么做”，结果常难以奏效，甚至适得其反。以下例证可略作证明。
1、证券市场法律制度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证券市场从理论设计到实际操作，满足于学习西方，甚至照搬西方，结果，股市非但未能解决国企改革问题，反而成了圈钱和赌博的场所，国际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证监会主席换了一个又一个，证监会的贪官和非法圈钱的大鳄抓了一茬又一茬，兼管的口号也一年接一年地喊，但指数仍然一泻千里，股民血本无归，股市已无法获得百姓的信任和信心，中国的股市几乎沦为笑话。
这堪称是我国最严重的制度移植失败的例子，看上去很美，但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导致恶劣的后果。
2、合同法中的“要约、承诺”制度
我国合同法第13-31条共19条涉及要约承诺制度，而合同法总则共129条，要约承诺制度占用其中约15%。
该制度由于学理考虑过重，虽然逻辑上很完美了，但实践中的合同纠纷并未因此条款而产生过什么变化，与修改之前的几个合同法律相比，并未对缔约和交易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实务纠纷中涉及这些条款的也甚少。这种条文大约因为对中国的交易习惯和心理缺乏契合，造成过于理论化的设计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而该下力气解决的实际问题却无法解决。
3、管理层收购（MBO）和国企改革
据称本是引进的一个先进制度，目的在于激发管理人员（尤其是国企高管）的积极性和敬业精神，但由于缺乏配套监管和制约措施，现在几乎成了瓜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而在国企改革中，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都绞尽脑汁，现代企业制度、规范治理结构、出资人到位、独立董事等概念每年翻新，但仍然只有海尔、长虹等少量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并获胜。成功的国企并不一定实行了这些制度，而实行了这些制度的企业却大部分失败。
4、网络服务商责任的“通知、反通知”制度
在某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中，关于网络服务商责任的通知、反通知的制度也与此类似，看上去逻辑很严，但难以操作。比如，因通知和反通知会在操作上消耗企业怎样的资源，如果就通知和反通知本身产生争议就会引发新的纠纷，通知和反通知的对方不承认收到怎么办，通知和反通知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审核，实际应用情况如何。所有这些问题在没有仔细论证之前就拍脑袋立法，不仅浪费资源，还可能添乱。
5、民事诉讼中的诉前措施
诉前财产保全制度、诉前禁令制度，也基本从海外移植而来，并且在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中写得明明白白，但实施效果如何，似乎并不理想。有些法院甚至从不受理关于诉前财产保全和诉前禁令的申请，更不用说实施了。
6、普尔斯玛特（Price Mart）
这个号称是美国极为成功的一个超市连锁企业，但在中国基本已偃旗息鼓，我想并不是产品的原因，也不是资金的原因，大约还是水土不服吧。

同样，以上这些我认为不成功的范例中，也许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表明这些制度或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更不是说中国人不适合这些制度，而是说这些制度中，由于照搬的痕迹过重，从而未能更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用中国的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无法对症下药。就如同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但同一种病中医西医也许都能治，也没有万能的理论和制度，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三、互联网相关产业的法律规则
如上文所述，互联网相关产业的技术规则（基础性技术，应用性技术）和商业规则（融资模式、赢利模式、管理模式等），可能并且也可以或必然带有更多的国际通行特性，但其中的法律规则（立法、司法和执法、法律服务）就必须更充分地考虑本土特性，借鉴国际经验进行中国的制度创新，才能更好地促进该产业的健康发展，最终造福于社会。